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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何须时尚化——从“汉服运动”说起

[作者:刘志琴]  [2010/6/23]
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商业愈来愈凸现主导社会时尚的趋向。商家的炒作,已经长驱直入到从不以商品论处的国学领域。

全民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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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大盛事是国学的复兴,一个深藏在图书馆、寂寞良久的学问突然兴起,国学院、国学班、从幼儿到大学的国学教育遍地开花,并很快走向民众,形成社会思潮,这足以说明它已赢得新时期发展的机遇。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学复兴本身引发争议这一现象,揭示时代要求国学以新的姿态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复兴,意味这门古老的学问将与现代教育接轨,重新焕发光彩。什么是国学?能不能胜任这一使命?意见并不一致,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何谓“国学”

我同意这一说法,国学的元典是指六艺之教,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学各有专攻,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所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吟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用现代观念来看,这六学蕴有史学、美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等多种内容,《易》学又为道家所宗,这是先秦的国学。尔后,外来的佛学中国化后创生的禅学,在中国根深叶茂,自当归属国学,可见所谓国学并不限于儒学一家,这是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派的学术体系。国学就是这样一门通学,国学教育是古典文化的通才教育。

中国人为学,最崇尚“博洽多闻”,这博学是来自文史贯通,以通学育才是古人主要的育才经验。进入现代以后,怎样看待这一经验,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争议。新史学的开山者梁启超认为“学贵专不贵杂博”,自此以后贵专与贵博各执一词争论不息。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如果从科学发展史上来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古代科学形态笼统,人以通才见长;近代科学分工精细,人以专才取胜,文科也有相应的改变,从古代的文史不分,到分出文、史、哲、经等学科,学科中又细分专业。这一新型的学科分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效卓著,这已有目共睹。但是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需要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跨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出现在深化专业基础上的综合要求,这就需要人才的培育更上层楼,实践证明在专才基础上的通才比单科人才更高一筹。所以贵博与贵专反映了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成长的不同要求。人才的培养只有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才能推动科学事业的前进,文科人才也不例外。美国实施通才教育,强调文、理、工科的综合素养,并把文科放在重要位置,日本的教育改革以培养世界性的通用人才为目标。当今兴起的社会文化研究,就以多学科的视野,开出一片新天地。由此可见,强调知识的多样性和整合性,已成为当今人才养成的主要趋势,以通学见长的国学,天然具有符合现代人才知识教育的因素。

今日国学的复兴不应是古代国学的简单回归,作为知识首先要学习,还要有所扬弃,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需要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在这基础上推陈出新,即以儒学而言,明清的儒学就是先秦儒学的发展,代有更新,人有创造,国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当然这是研究者和施教者的事,对于一般的受教者主要是正确理解国学的精萃,认识中国文化以提高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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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是市井时尚

国学是精英之学,国学的普及是精英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将国学变成市井时尚。提出这问题并非贬低时尚文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很容易发生追新求异,你唱他和,相染成风的风潮。凡属时尚的东西,你方演罢,他登场,起落无常,都是短效行为。而国学是中国悠久的文化积淀,传之数千年的文化遗产,自有一定的尊严,非如此又何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国学教育效果的高低良莠,关键在于精英的引导,如今到处盛开国学花,从衣食住行、商品销售到娱兴玩耍,凡是本土的几乎都要借国学招牌火一把,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招徕顾客。喜耶?忧耶?也许不是两言三语所能表明的。问题不在民众怎样做,而是国学面临商业大潮的冲击,需要研究者呵护,自重,不要随波逐流。要知道,反对国学复兴的,未必伤及国学本身,而将国学时尚化的,却可能毁坏国学,这要有一定的度,把握好这个度,皆大欢喜,超过底线,却可能弄巧成拙。

时下国学研究者倡导的汉服运动就是一例。一些学者主张在奥运会上用深衣作为国服排成方阵出场,以加速汉服的普及,一些大学也纷纷用深衣,举行成人仪式、毕业典礼。仪式本是特殊事件的典礼,各取所好,无可厚非。作为国服,那就是常用服,让几千年前的深衣穿在现代人的身上,是可行抑不可行?

关键是深衣值不值得推广?深衣是先秦的服饰,自唐宋已不流行,在宋代、明代、民国初年都有人提倡深衣。北宋宰相司马光,早朝时必穿深衣上班,但是上朝是骑马代步的,这长袍宽袖哪能骑得了马哩,老先生只得随身带着衣包,进宫换上,出宫再换下,如此换上换下,不厌其烦,是为了以身示范,向同僚推广深衣,明人笔记《謇斋琐缀录》记载说,司马光“一日,问邵康节先生曰:‘‘何不服此?’康节对曰:‘某为今世之人,当服今人之衣。’温公叹服”。这邵康节就是邵雍,真不愧为著名思想家,言简意赅,一句话就说服了司马光,司马光也因为从善如流而得到“贤者”的称誉,此事被后人传为美谈。明代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人,也是深衣的痴迷者,有时他身穿深衣,头带五常冠,举步规圆矩方,招摇过市,引得“观者环绕市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虽然他学问显赫,门徒众多,登高一呼,能煽起思想的旋风,但提倡深衣一事,却落得行为怪异的谈资。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一时传为笑谈。

这三人,以宰相之威望,学者之隆誉,教育司长的权位,推广深衣,都不能如愿以偿!为什么?还是邵雍的一句话说得透彻,这就是:“今人当服今时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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