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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辽夏金元时期的儒学

[2012/2/15]
至于许衡,实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爱的儒学教育则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读"之学。后来,他从姚枢处得读程朱遗书,大有所得,遂与姚枢、塞默相讲习。他长时期位居国子祭酒,以儒家六艺教授蒙古弟子,这对于保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他极力劝元朝的统治者力行汉法,促进了蒙古族的汉化进程。故而可以说他对元朝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儒的理学传播影响甚大,死后获得了从祀孔庙的殊荣。

许衡的学术宗旨大体上是以朱熹之学为依归。他格外重视朱子的《小学》和《四书集注》,强调迸学的次序和践履力行。在为学方法上,他强调"慎思",以为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都可归为一个思宇,"要思无邪"。在理欲问题上,他以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现出依违于朱陆之间的思想倾向。当然也意味着朱陆的合流或者说是理学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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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与许衡齐名的名儒有吴澄,人称"南吴北许"。吴澄是江西人,世代业儒,自幼用力于圣贤之学,直系宋代理学的端绪,自以朱票学术的传承者自居。其学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统说,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贤之传道本于天的思想。他还根据《周易》元亨利贞的说法,排列道统的历史顺序,表现了其儒学的正统思想。吴澄在儒家经学上的贡献,主要见于他所著的《五经纂言》,这部书"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之言。"特别是其中的《三礼》研究,实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将《礼记》重新分类编次,从而使流传干年之久的历来号称难读的《仪礼》之着得见大概,确为经学史的一大贡献。至于其理学思想,主要以折衷朱陆为特色。他曾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真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其于天道,讲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此处的"良心发见"说,多少透露出王阳明心学的信息。

与许衡齐名并同列为"元北方两大儒"的是刘因。他终生未仕,隐居乡野,授徒以终。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习经学之章句,但不满章句的训话疏释之华,以为圣人精义决不在于此。及得赵复所传宋儒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深为折服,以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遂转向理学,推崇邵雍和朱熹,极力发挥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至于其理学思想,虽自谓上承朱熹,属于朱学定的范畴,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严守门户,实也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已、自求本心的思想因素。如言天道,则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归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认为由理而有世界万物和人的生命,由理产生伦理纲常。主张人欲化为天理,其方法是当求于已,无待于外。其在经学上的贡献是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大经大典,此种议论实开明清儒家学者论经史关系的端倪。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故而主张读书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肯定汉唐疏释的合理价值,并欲以此来纠正宋儒的空疏。

元朝著名的理学家除上述之外,还有郑玉和许谦。他们都是隐居不仕的儒家学者,思想及学术贡献也不尽相同。郑玉的理学思想与吴澄大体相同,折衷朱陆而又有点偏向于朱。他以《太极图说》和《西铭》作为学问的本原,以为《太极》之说是即理以明气;《西铭》之作是即气以明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无出理气的范围,故而二书之言虽约,但天地万物无不在其间,即以理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至于谈到朱陆之间的异同,郑玉认为,两家备有利弊,陆九渊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票之质骂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迸,故所大之途不同。至于仁义道德等人的方面,两人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郑玉主张调合朱陆,欲吸收陆九渊的简易之说,以补朱熹后学忽视力行的毛病。他说,朱熹之学是教人为学之常,陆九渊之说,是才高独得之妙。前者之流蔽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于空谈;后者之流蔽是有点像佛教之谈空说妙,而不能尽致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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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谦乃朱熹后学,由黄干传至何基,又传至王柏,而由柏传金履祥至许谦。何、王、金、许因人又被《宋元学案》称为北山四先生,实为宋元之际金华学派的基本构成。何基从学于朱熹及问弟子黄干,得闻程朱学术之渊源,确守师说,是朱熹的忠实信徒。其宗旨是熟读《四书》,而《四书》又以朱熹的注释为主。以为朱熹的注释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的思想,反而显得"缓散"。王柏与其师不同,好问难,不太盲从,对《尚书》、《诗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的解说,多有怀疑,并不以朱注为不可更易的定本。至于金履祥,对经史多有研究,也多有心得,毕生训释《尚书》,成《尚书表注》,搜集旧说,损益折衷,成一家之言。他如《大学》、《孟子》、《论语》等书,也对朱注多有核补。

至于许谦,则坚持朱熹门户,以为儒学传至朱熹已大体完备,他曾说,圣人之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人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嘉。照他的说法,要理解圣人之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地读《四书》,故而被视为朱子学的正传。由于他长达四十年讲学于东阳,从学者干余人,对于推广和传播朱熹的学术思想功劳甚巨,在当时可与北方的理学大家许衡齐名,故有南北二许之称。死后被后世统治者极力褒扬,并被列为理学的正宗。所着《四书丛说》,以阐发朱熹学术思想为主旨,并用绘图的方式以明其说,在当时影响颇大。

综上所述,元朝儒学的基本特色,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实际上是以陆九渊的心学去补充朱熹学术思想之不足。这样一来,元代理学便呈现出调和朱陆的倾向,为此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因此,元代理学虽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贡献,但其在理学史、儒学史上的转折意义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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