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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3〉慧远的庐山僧团

慧远(334—416),本姓贾,雁门楼烦(山西宁武附近)人。13岁随舅来洛阳、许昌一带游学。此时正值后赵统治,石氏既提倡佛学,也看重经学,许、洛地区仍不失为中原的文化中心。慧远在这里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深刻影响了他对佛学的认识。

公元349年石虎死,中原再次陷入战乱,慧远辗转避难,于354年至恒山,投在道安门下。由此以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遂专业佛教。但直至他独立开讲,往往仍“引《庄子》义为连类”。这也是当时的风尚。公元365年,慧远随道安至襄阳,成为道安和竺法汰的得力助手。

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到荆州住上明寺,381年至浔阳,见庐山清静秀丽,足以息心,遂定居此地。江州刺史桓伊为他更建东林寺。慧远住庐山30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直到逝世。

慧远有弟子百余人。其中慧持受到卫将军王殉的敬重,曾应豫章太守之请讲《法华》、《毗昙》。399年入蜀,又为刺史毛璩看重,蜀郡沙门有“升其堂者,皆号登龙门”的谚语。法安,戒禅并习,善讲经义,义熙年间(405—418),新阳(湖南宁乡西)地方为他立寺,左右田园皆舍给寺众。道祖在整理魏吴以来的佛经目录上,很有成就,后到建康讲经,桓玄极为赞赏。僧彻,精《般若》,善诗赋,慧远死后,至江陵弘教,宋彭城王刘义康、征西将军萧思话等从受戒法。昙邕,原是前秦卫将军,肥水之战后出家,是慧远与鸠摩罗什南北书函联系的主要使者。慧要,善技巧制作,于泉水中立12叶芙蓉,流波转动,定山中12时,晷景无差“,曾制木鸢,能飞数百步。慧远门徒中多才多艺者不少,入山林、处都邑者都有,修戒、行禅、讲经,也不偏废,因而成为在大江南北影响最大的僧团组织。

元兴元年(402),在慧远倡导下,集“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誓相提携,共登西方神界,史称此次集结为“白”莲社“或”莲社“,作为中国净土宗之始。事实上,”净土“的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念沸三昧经》)等,早在汉末即有翻译,此后异译不断。可见有关西方净土的信仰流行很早很广。但它能够上升到为知识僧侣的信仰,并为士大夫上层奉行,则是从慧远开始。此种信仰,以“念佛”或“观佛”为基本法门,希望因此能于死后进入一个极乐世界。东晋能够使这种思想特别发展起来,与知识界对现实的普遍苦闷不安有关,同陶潜写《桃花源记》的社会根源是一致的。

慧远在庐山传播佛教,得到了东晋各种统治力量的支持,历届江州刺史都与他结交。392年,殷仲堪在赴荆州刺史任中,登庐山拜会慧远,共论《易》体。399年,桓玄攻荆州,杀殷仲堪,亦向庐山慧远致敬,共论《孝经》。

桓玄拟议沙汰沙们,唯庐山除外。405年,何无忌与刘裕等诛杀桓玄之后,侍卫晋安帝返回建康,安帝遣使进庐山慰问。此后,何无忌亲临庐山,又与慧远书,论沙门袒服。410年,卢循攻杀何无忌,也登庐山,与慧远叙旧。

同年,刘裕追讨卢循,特派使入庐山,馈赠粮米。当时的北方大国后秦主姚兴,与慧远的过往也很密切,除日常“信饷”不绝之外,还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等,其左将军姚嵩亦献珠佛像等。

东晋士大夫中的隐居者,与慧远的交往更加深厚。刘遗民(352—410),幼读百家书,曾任县令,后隐居庐山,专心空门,与陶潜、周续之并称“浔阳三隐”。他和慧远共研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并提出问难,可见对般若学修养有素;另撰有《释心无义》,已佚。雷次宗(386—448),少入庐山,师事慧远,明《三礼》、《毛诗》。慧远讲《丧服经》,雷次宗与宗炳等并执卷受教。后雷著《略说丧服经传》,宗炳以为义出慧远,寄书嘲之。雷次宗晚年应征至京师,授儒业;又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周续之(377—423),读《老子》、《周易》,通《五经纬候》,入庐山师事慧远,刘宋初年,应征入京,教授儒典《礼》、《毛诗》、《公羊传》等;曾与戴逵就善恶报应问题进行辩论,作《难〈释疑论〉》,驳戴逵的《释疑论》。宗炳(375—443),在殷仲堪、桓玄、刘裕等执政时先后征聘,皆不就。曾入庐山,与慧远考寻文义。现存有他的《明佛论》,发挥慧远的“神不灭论”和道生的“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以为“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是晋宋之际最有代表性的佛教文献之一。及至何承天就《白黑论》致书宗炳驳难其说,揭开了南北朝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序幕。

慧远的这些在俗弟子,不只向他学佛,也向他学儒学道。可知慧远对于儒佛道都有极深的造诣。这使慧远有能力将外来的佛教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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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继承了道安研习和弘扬佛教的根本学风,一方面广为介绍外来佛典和外来思想,以准确把握佛教本意;另一方面坚持佛教必须适应今时习俗需要,不惜“失本”地将其纳入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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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有感于江东禅典未备,律藏残阙,至庐山后,即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求经。太无十六年(392),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自长安转至庐山,受慧远之请,重译了《阿毗昙心论》,改译了《阿毗暮钞解》为《三法度论》,由此推动了毗昙学由北向南的流通。其重要结果,就是加深了人们对佛教内容的更确切的认识。

410年,佛驮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人南下至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此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界分别观等五部组织,分别对治贪、瞋、痴、寻思等烦恼,其中数息观和不净观被称为“二甘露门”,得到特别重视。此种禅法比安世高和鸠摩罗什所译介的禅法更加系统,也更讲传承,对于增强修禅者的师承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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