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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短暂时刻外,无不扶植佛教。与南朝相比,它偏重兴办福业建造和禅行神异,其义学则在宣扬律己禁欲。

北魏道武帝(386—409),“好黄老,颇览佛教”。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同时,建立“道人统”,对僧尼严加管理,一开始就规定沙门须拜王者。

明元帝(409—423)于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四方建立佛像。太武帝(423—452)于毁佛之前,曾命后凉沮渠蒙逊送“晓术数禁咒”的昙无谶诣京,未果;又礼敬自长安来的“身被自刃而体不伤”的白脚禅师惠始。至文成帝(452—465),重振佛教,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昙矅为昭玄沙门都统,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佛像,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献文帝(466—471)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300余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用赤金十万斤,黄金600斤。后来自动退位,于北苑建鹿野佛图,岩房禅堂,容纳禅僧。孝文帝(471—499)为其父资福,度僧起寺。同时亦略重佛义,以为《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推崇成实论师系统。495年,迁都洛阳。次年,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安居西域沙门跋陀〈即佛陀〉。宣武帝(500—515)即位之初,诏于洛南伊阙山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二所。此后经历代陆续营造,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孝文帝本人“笃好佛理”,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组织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整个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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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明帝(516—528)时,灵太后专权,在城内起永宁寺,佛图9级,高40余丈,中有金玉佛像10余驱,僧房楼观1000余间。时洛阳有寺500,杨街之为之作传的即有80余所。

孝静帝时(534—550),北朝魏分裂为东西二魏。高欢乐迁静帝于邺都,洛阳僧尼大半随迁。于是邺都又成了佛教重镇,新寺竞立。550年,北齐取代东魏,对佛教愈加看重。邺都有寺4千所,僧尼近8万,全境寺院4万所,僧尼200万。魏孝静帝信奉净土昙鸾影响久远;齐文宣帝以国储的三分之一供养僧尼,以法上为昭玄大统,邺都成了《十地论》师的活动中心。西魏部长安,重兴长安佛教。557年,北周取代西魂,也大事建寺度僧。至武帝建德三年(574),仪勒令还俗的僧道即有2百余万。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又没收齐境寺庙4万所,还俗僧徒近300万。次年,武帝死,在其继位者的主持下,佛教陆续恢复。

南北朝佛教的显著特点,是在儒道的深层冲击和融合中,持续扩大影响面,向多元化发展。

<2>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联系

佛教继续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但后者比较稀疏,鲜为人知。至此,两条路线都明朗起来。从晋到南北朝,自陆路进入中原传法最多的是来自顾宾僧人,其中著名的译家有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什、昙无谶、昙摩密多等。

由天竺来的也不少,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其他如来自迦维罗卫的有佛驮跋陀罗①,来自兜佉勒的有昙摩难提,来自波头摩国的有攘那跋陀罗,来自摩伽陀国的有阇那耶舍等。经海路进入中国内地的僧尼,发自天竺或罽宾或师子国不等,经南洋群岛或中南半岛的交趾、扶南,抵达广州以及青岛。如译家罽宾求那跋摩,就是经帅子国、阇婆国,再经交州抵广州的。师子国两次派尼众至宋都建业,说明佛教界的交往已相当密切。

中天竺求那跋陀罗也是经师子国,随舶至于广州;菩提拔陀则发自南印之歌营,经马未西亚之勾稚、孙典(典孙)至扶南、林邑而进入宋境,而后又辗转抵达北魏洛阳;天竺沙门僧伽跋摩,自流沙而至宋都建业,元嘉九年,随西域贾人自南海乘船返国。此外,直接来自扶南的还有僧伽婆罗、曼陀罗仙,和本贯西天竺的拘那罗陀(真谛)等。联想西晋末年耆域起自天竺,经扶南、交广至于襄阳、洛阳,最后又渡流沙西归的情况,南海北陆,在两晋之际已经贯通,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循环遨游的大圆圈。这个圆圈到南北朝,流转的速度骤然加快,往来的僧众明显增多。

外来僧侣进入内地,以其细密的哲思和渊博的知以,博得中土文士的赞赏。东晋邪琊王珉在评及帛尸梨蜜多罗时认为,传统观念以戎狄贪婪,无仁让之性,但据他观察,“卓世之秀时生于彼,逸群之才或侔乎兹,故知天授英伟,岂俟于华戎”。王珉的言论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改变了对戎狄的一贯鄙视态度。外来僧侣对中华文明也非常钦佩,天竺眷域,见西晋洛阳官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又说:“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提达摩历涉诸国,游至魏都洛阳,拜赞永宁寺之宏伟精丽,“阎浮所无”,“实是神宫”。

中国内地佛教以其昌盛繁荣和独有的风貌,向西方早期的佛教流行地区反馈,在东晋时期已经相当明显。《华严经》称清凉山是东方菩萨的聚居地,①《高僧传》有传,说他经海路到东莱邵登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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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徒普遍认为此山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至于道安,名播西域,号称“东方菩萨”,受到鸠摩罗什的敬仰。外国僧人烧香礼拜慧远,誉他为“大乘道士”、“护法菩萨”。来自天竺的著名译家菩提流支,则尊称北魏昙谟最为“东方菩萨”,并将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传回大夏。北齐刘世清译汉文《涅槃经》为突厥语,以遗突厥可汗。

晋宋以后,西来的僧侣越勤越密。北魏洛阳永明寺,接纳“百国沙门3千余人”,远者来自大秦(罗马)和南印度,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佛教最盛的圣地,南朝的建康是江南外籍僧侣的话动中心,也是出译籍、出义理的主要基地。建康与中、南天竺、斯里兰卡和扶南等国的佛教联系,尤为密切。梁优优禅尼国月婆首那被任命京都“总知外国使命”,江南佛教同域外佛教的联系,也强化起来。

求法运动自朱士行取经于间,陆续西去取经求法和观赡圣迹的僧人不断,至于晋宋之际,掀起了一个高潮。慧叡游历诸国,曾达南天竺界,回国后,为谢灵运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使译经昭然可了。智猛与沙门15人,于姚秦弘始六年(404),西入流沙,经于阅过葱岭,至波仑国、罽宾、奇沙国,抵释迦牟尼的故乡迦维罗卫,求得《大泥洹》、《僧祗律》等梵本,424年,与昙纂发自天竺经高昌回归凉州译经,437年入蜀,曾造传记,述其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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