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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籍是《杂阿含经》。另有慧观笔受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简称《胜鬘经》。此经对中国佛学的影响极大,由此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以“一切佛语心”作为全经品名,用“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唯识法相家的组织方法,发挥“如来藏缘起”的思想,同时也谈及大小乘在禅观上的差别,为多种宗派所信奉。此外,传说《十二头陀经》也是求那跋陀罗译,此经提倡远离村落都邑,游化乞食,苛戒苦行,行所谓“头陀行”,与“不净观”禅法结合起来,在游离的下层僧侣中有广泛影响。

北朝译经和菩提流支译经集团自鸠摩罗什死后,北方诸国再无重要泽事。北魏自迁都平城,佛教陆续兴隆,信仰盛于南方,但着力在兴办佛教福事,除昙靖伪造《提谓波利经》和昙曜造《付法藏因缘传》外,在译介佛典上几乎无可记述。孝文帝(471—499)加强了对佛教义学的研讨,宣武帝(500—515)更“笃好佛理”,孝明帝(516—522)遣惠生等往西域求经,魏境才真正有了译经的需要。据《开元录》载,有魏一代155年,共出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这个数字很小,且基本上集中在宣武帝至迁邺后的35年(508—543)中,这就是以菩提流支为“元匠”的译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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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流支,北印度人,魏永平初(508)年至洛阳,开始译经,通过昙无最而为魏帝所重,后随迁至邺城(534),不知所终。他共译出佛籍30部,101卷,笔受者有僧朗、道湛、僧辩、昙林、觉意、崔光等。他重译4卷《楞伽经》为10卷《入楞伽经》,解释“如来藏缘起”,同以后所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接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菩提流支稍后的佛陀扇多,也是北印度人,自525年到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昙林等笔受。此外,勒那摩提,中印度人,508年来洛阳,译经3部9卷,笔受者有僧朗、觉意、崔光等。瞿昙般若流支,中印度人,516年来洛阳,随迁邺城后,自538年到543年,译经18部,92卷,笔受者昙林、僧昉、李希义等。毗目智仙,北印度人,从538年到541年,于邮城泽出佛籍5部5卷,亦由昙林笔受。

以上5僧所译经籍的种类虽不尽相同,但却共传无着、世亲的瑜伽行派的经论。研习这些经论的成果,似乎甚少,义学的作用发挥不多。唯一的例外,是对世亲的《十地经论》的研讨。《十地经》原是《华严经。十地品》的单行本,由世亲作论发挥,提出了两个带世界观性质的论点:第一,《经》谓三界“唯是一心作”,《论》谓这“一心”就叫做“阿黎耶识”;第二,《经》谓众生有“种种心差别相”,《论》谓,这“种种心”就有一种是“自性清净心”。但是,作为世界终极本原的,究竟是“阿黎耶识”还是“自性清净心”,《论》本身并未讲清,由此引起了佛枚义学界持续长久的争论,一直波及到唐宋。

南朝真谛译经集团

刘宋之后,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479—589)的110年中,译者十五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499—569)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也是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

真谛,梵音波罗末陀,又名亲依,梵音拘那罗陀,优禅尼国人,后游学扶南。梁大同中(535—546)受命抵梁,548年进入京邑,梁武帝请他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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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侯景叛乱,南朝陷入了历史上罕有的战乱中,真谛由此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于富春(浙江富阳)、建康、豫章、始兴(广东韶关)、南康(江西赣州)、晋安(福州)等地,562年至广州。他在飘泊艰难的生涯中,没有中断译事,但主要经典的翻译是在广州完成的。在这里,以慧恺为主,形成了有僧宗、法忍、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据《续高僧传》本传记,真谛来华23年,共出经论记传64部,278卷;《开元录》刊定译籍为49部,142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他译介和注疏的中心,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论著,属佛教大乘有宗体系,与陈代推崇“三论”和《成实》的空宗学说抵触很大,因而受到建康官方憎侣的激烈排斥,不得不终生浪迹天涯。但在译介同一瑜伽行体系中,真谛的思想同元魏菩提流支等的译籍接近,同唐玄奘所传则有较大差别,由此在中国形成了“相宗”的新旧两译,在整个沸教史上,则产生了有无两个世亲的怀疑。此外,还有以真谛翻译名义出现的马鸣著《大乘起信论》和世亲著《遗教经论》,流通极广,有些学音认为二者都是中国人的伪托所造;元代人录的马鸣著《大宗地玄文本论》,更是明显的造假。

真谛有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乘论》及其《释论》、《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间》、《十八空论》、《佛性论》、《解拳论》、《三无性论》等也很重要。

真谛传播的思想,是瑜伽行派的共同命题:“唯识无尘”。但他把这一命题分解成双重内容,一是“方便唯识”,用“阿黎那识”说明客观对象的虚妄,从而也说明阿黎耶的不实。二是“正观唯识”,在阿黎那识之上,另立一个“阿摩罗识”(无垢识),亦名“自性清净心”,或云第九识。就虚妄不实的阿黎耶识及其派生的世俗认识和世俗世界言,一切皆空;但普遍存在和适用于一切现象的这种虚妄不实的道理,或曰“空理”,则是“不空”,是“常乐我净”,或日“佛性”、“法界”、“如来”、“自性清净心”等。

因此,“唯识空理”,既作为一切事物的“通相”(共性)实存,也作为世间出世间的本原(无垢识)实存,并为一切凡圣、一切众生所共有。真谛译籍的这类说法,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说遥相呼应,成为此后中国佛学思潮的主流。

<4>南北朝的多种佛教师说

由于朝代更迭频繁,佛教译籍多渠道多种类的大批量涌进,佛教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形成多角度的态势,一些有代表性的佛典,大都有僧俗学者研习发挥。这些学者被称为“师”,他们据以发挥的思想叫做“师学”或“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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