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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论学“三论”指鸠摩罗什所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加上《大智度论》,亦称“四论”。这些本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著作,在南北朝的流行,则是魏晋以来般若学的变态和延续。陈隋之际的吉藏,更以三论命宗。

最早研习“三论”的,是僧叡、僧肇、昙影等;《肇论》被推为三论学的中国经典。他们的思想,称为“关中旧义”。此后,“三论”流行的重心转向南朝。宋明帝初(465—466),有智林者,“申明二谛有三宗不同”,时汝南周颐作《三宗论》,与林意相符,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梁初(500年),僧朗继法度于摄山栖霞精舍(南京郊区)弘扬“三论”,梁武帝曾派人就学;其弟子僧诠,号称“山中师”,摄山遂成为梁陈二代三论学的重镇。梁昭明太子萧统作《解二谛义令旨并问答》,可为梁代的代表作。僧诠有勇、辩、朗、布四弟子,号称“四友”或“四公”,均为陈王朝所重,三论学遂成了陈王朝的官方佛学。

三论学者素以善辩好争著称。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二谛”、“中道”统摄全部佛教,不同处是对“二谛”和“中道”的解释。“二谛说”和“中道观”是中观学派把世间和出世问联结起来的纽带,是认识论上的彻底空观与实践上的实用原则系为一体的核心观念。但从什么角度讲“二谛”,又从什么意义上讲“空”说“有”或非空非有,各家的解释大有不同。但就总的倾向言,在吉藏之前,三论学者普遍将真俗二谛统一于“真谛”一面,在说“性有性无”中侧重“性无”一方。到吉藏形成“三论宗”,与涅槃佛性说协调,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涅槃学

418年,6卷《大般泥洹经》在建康译出,引起大江南北佛学界的震动;421年,40卷本(大涅槃经》在敦煌译出;宋元嘉中(424—443),建康又依上述二本整理为南本《大涅槃经》问世,研习《涅槃》及其所陈“佛性”思想,成了宋梁二代最时髦的佛学思潮。

首先注意到《涅槃》佛性思想对清除佛教怀疑论有重大意义的是僧叡,着重发挥《涅槃》佛性理论内容的则是道生、慧观和道朗。6卷《泥洹》曾言,除一阐提,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道生加以纠正,认为一阐提人亦得成佛。

道生著有《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佛性当有论》、《善不受报义》等,从论题可以推知,他把成佛的根据移植到个人内心的自我。完善,贬低偶像崇拜和净土信仰。他对中国佛教影响最长久的主张是“顿悟成佛义”:真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要么不悟,一悟顿了,不容阶梯,谢灵运迫随道生,著《辨宗论》,用儒家的“理归一极”来加以补充。道生之说,受到宋文孝武诸帝的赞赏,曾请其弟子道猷和法瑷、宝林等持续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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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观与谢灵运都是南本《涅槃》的整理者,但慧观却力主渐悟。他认为“真如”必须经“定慧”修习才能测知,而“定慧”需有阶级相乘。像这样提倡渐悟、反对顿悟的也有一批名僧,如慧琳、法勗等。

道朗与慧嵩在佛教义学上独步河西,直接参与了《大涅槃经》的翻译。

道朗有《涅槃义疏》,强调涅槃与“法性”为一,“法性以至极为体,至极则归于无变”,因而法性也是“常乐我净”。据此,他抨击当时讥谤《涅槃》非佛说的言论,为佛性思想的传播开路。

南朝齐代的涅槃学未断,至梁武帝又重加提倡,曾命宝亮撰《涅槃义疏》,并为之作序,以为佛教经论不出两途,“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本与《涅槃》主张迥异的经论,也被调合起来,像梁代弘扬《成实论》的三大师及三论学者,大部也是涅槃师。北朝《地论》学的兴起,与南朝涅槃学的盛行遥相呼应,成为南北朝后期遍及全国的强大潮流。

按《大涅槃经》前分的原本来自中印的华氏城,为婆罗门族居士写出,天竺、罽宾和龟兹的信奉者甚少;它的后分则来自于阗,流行于高昌、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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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此经在葱岭以西或未传播开来,汉译本最后成为今天的样子,曾屡经增删改写。在涅槃佛性方面,无疑也表现了中国佛教思想与天竺佛教思想的差别。

毗昙学

《毗昙》的研究发端于道安,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重译《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397年进入建康,得到名士王珣、王弥等的支持。433年,僧伽跋摩与宝云按慧观要求重译《杂阿毗昙心》。于是,《毗昙》几乎成了南朝所有论师共习的科目。其中僧韶(447—504)专以《毗昙》擅业,法护(439—507)以《毗昙》命家,慧集(456—515)于毗昙学擅步当时,其他僧侣多是兼学。道安也为北方毗昙学打下了基础414年,昙摩耶舍等又译出《舍利弗阿毗昙》,姚秦时倍受重视。此后,北方的《成实》论师大部兼习《毗昙》,其中慧嵩活跃在元魏高齐之际,足迹遍及江表、河南,时人称为“毗昙孔子”,弟子甚多。

毗昙学之所以在诸多论师中普遍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为它解释名相清楚,便于揭示佛教的实际含义,但它在思想上也有重大影响。《毗昙》的宗教哲学建立在物种不变,因而请法“自性”不变的观念上。不变的种类自性,是一种超时空的永恒存在,此即谓之“有”;一切个别事物,则是自性种类在特定因缘条件下的再现,有变化,有生灭,此即谓之“无常空”,或“因缘空”。据此说明,善恶染净等自性不变,众生按照自身所聚业惑自性的不同,感得的世间和出世间等罪福果报即有差别;众生有生死,业报则不失。这一基本思想,得到慧远等内地佛学家的发展,在三世因果、业报轮回的基础上,正式确认了身死神不灭为佛家的信条。刘宋时罗合作《更生论》,进一步提出了“人物有定数”的观点,以为宇宙万有“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为业报轮回的教义提供了一种循环论的论证。

僧伽提婆也是《中阿含》和《增一阿含》的最后定本者,当时作为“三藏”和“小道”的论师与弘扬大乘的鸠摩罗什齐名。昙摩那舍,曾与竺佛念共译《比丘尼戒本》,其弟子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法度所制尼律。在出身中小官吏家庭的尼众中通行。提婆与耶舍都是罽宾人。罽宾是说一切有部的势力范围,此部的思想对南北朝佛教的影响极深。此外,慧导疑惑《大品般若》,昙乐非难《法华》,僧嵩、僧渊讥谤《涅槃》。晋宋以来,小乘三藏学者对大乘经论的抨击,般若学对涅槃学和唯识学的抨击时有发生,这或许是域外佛教派系斗争在内地的一种反响,而内地佛教的总趋向则是调和,更确切些说,是以我为主对他宗的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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