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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成实学原著《成实论》的是何梨跋摩,鸠摩罗什译于长安。传说此论是与当地遵奉大乘的僧祗部僧人共斥迦旃延《毗昙》而作。由于它特别否定“心性本净”之说,强调“心性”是后天形成的,吉藏视作小乘空宗的代表。

长安是《成实论》学的发源地,《成实论》最有影响的弘扬者,都出自鸠摩罗什的门下。其中僧导居寿春,僧嵩住彭城,形成成实学的两大系统。

彭城系的僧嵩及其弟子僧渊。是公开反对《涅槃》佛性说的著名人物,在北银很有声望。僧渊有弟子四人,其中昙度、慧纪、道登,并为魏主元宏所重。

元宏特别提倡《成实论》,对鸠摩罗什、僧嵩等追念不已。

僧渊之后,此系思想发生分化,道登善《涅槃》、《法华》,彻底改变了排斥佛性说的立场;僧渊的另一弟子慧球,临终“遗命露骸松下”,似仍坚持《成实》的原来主张。此外,有灵珣、道凭、道纪、慧嵩者,是魏末北齐时知名的成实论帅。灵珣以后转到了地论师慧光的门下。道纪撰《金藏论》,调和佛教信仰与儒家孝道。道凭则断绝骨族血亲往来,不游权贵豪家。慧嵩被高昌王夷其三族,不以为意。这表明,北朝成实论师,除转向者外,大都坚持厌生离世、严峻冷酷的学风。

南朝成实学的开拓者,是寿春系的僧导。僧导并学“三论”、《维摩》,于刘宋王朝有功,门徒众多,动辄上千。其中昙济亦修《涅槃》,以《七宗论》名闻后世。就学于寿春的还有道猛和道钟。449年,道猛东游京都,结交湘东王刘或。刘或即位曰明帝,倍加礼敬,敕猛为兴皇寺纲领,该寺遂成为南朝成实学的重要据点。萧齐王朝也重《成实》,其中僧钟、慧次、僧柔等成实论师均受到王室的特别崇敬。萧子良召集京师硕学名僧500余人,讲说《成实》,最后集成《抄成实论》9卷问世。周颙、僧祐都是此次聚会的参与者,据他们说,《成实》之所以被当时看重,不像北朝那样去励行它的教义,而是因为它的条理清楚,更便于理解大乘妙典,排斥外学。

因此,南朝到齐为止,成论师多同习《涅槃》、《华严》、“三论”等,没有相互倾轧的倾向。

梁代成实学略有波折。先是从僧柔、慧次就学《成实》的僧旻、法云、智藏成为梁王朝最显贵的僧侣,是谓梁代《成实》三大师。506年,僧旻(467—527)受请为帝室家僧,制注《般若》,敕讲《胜鬘》,侧重弘扬《观世音经》,为京师学士和地方守宰所尊,号称“素王”。他对语言诗韵似甚有研究,著有《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法云(467—529)于萧齐时以讲《法华》、《净名》等著称于世,号“作幻法师”。至梁,为朝贵演说《般若》,亦为皇室家僧,525年,敕为大僧正,是梁武帝发动围攻《神灭沦》的具体组织者。智藏(458—522),曾为梁武帝授菩萨戒,为皇太子讲《涅槃》,给帝室讲《波若》。他第一个把诵读《金刚般若经》当作解厄延寿、去凶化吉的佛教法门,使此经成为道俗上下普及率最高、影响最广的佛典。

综观上述三师特点,也是调和,尤其是与儒家孝道调和。简文帝曾以《成实论》为各种佛说的最终旨归,但反响很小。三大师死后,梁武帝重奉《大品》,对《成实论》表示轻蔑。吉藏独树“三论”旗帜,也着重批判成实论师说。

成实学到了陈代,有了所谓“新成实论师”的出现,主要代表是受陈、隋两代王朝礼待,并与三论学者吉藏对抗的智脱(541—607)。大多数成实论师则“去小从大”转向了《涅槃》、《大品》、“四论”等。

地论学

关于《十地经论》的翻译,隋唐以来就异说纷纭。据崔光《十地经论序》,谓北魏永平元年(508),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并译此论,佛陀扇多传译,有义学缁儒十余人参加,四年(512)夏,翻译周讫。不久,北朝传此论以菩提流支为主译(《李廓录》),南朝传此论以勒那摩提为主译(《宝唱录》),还有说为二人各自译出者。对译者的争论反映在解释《地论》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魏宣武帝(500—515)长于释氏之义,曾为诸僧朝臣开讲《维摩诘经》,而后又亲自主持和笔受《十地经论》。崔光在宣武、孝明(516—528)两代高踞要津,也每为沙门朝贵讲《维摩》与《十地》,有义疏30余卷,因此,《地论》学继《成实》学之后,成了北魏以至东魏的官学。其中弘扬《地论》最早的僧侣是道宠和慧光。

道宠,儒生出身,元魏东迁之后,从菩提流支学《地论》,并自开讲,其“堪可传道”的弟子千有余人,知名者有牢宜僧休等,隋初名僧志念亦曾从其就学。这一地论师系统被称为北道系。他们的著疏不存,情况难明。相比之下,慧光创始的甫道系,名僧辈出,门徒遍及全国,历经魏齐周而至隋唐。

慧光,曾向少林寺佛陀学律,故善《四分律》;后参与《地论》翻译,深得《地论》纲领。在北魏末年即见重于当朝,任国都;随入邺都,以“绥缉有功”,转为东魏国统;至于北齐,“重之如圣”。仅见于僧传的知名弟子,即有15、6人。他们或弘义理,或广戒律,所长虽异,但普遍受到当权者的重用。在魏、齐、周、隋数朝中,出自这一系的僧官,包括大统、国统、国都、州统等,为数最多。他们的一般论师,则多游化各地,自洛、邮出发,足迹遍及齐、楚、晋、魏、燕、赵、卫、郑,任务多是巡察僧徒,弘教民间。

南道地论师成了北朝后期最有权势的佛教力量。法上是慧光诸弟子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时已经译出的主要大乘经,他无不讲习,并有注疏。后为魏大将军高澄邀请入邺,成为魏齐二伏统师,著有《佛性论》、《大乘义章》等。

所部僧尼200余万,高洋事之如佛,天保年间(550—559),敕命“大统”。

法上有弟子法存、灵裕等,以慧远的成绩最大。慧远创讲《地论》,伏听千余。周武帝酝酿毁佛时,慧远曾出众抗争,后畏祸潜入山中。隋初,出任洛州沙门都,后敕居西京净影寺,故称“净影慧远”。他的注疏很多,所撰《大乘义章》,是重要的佛学史料;另有《大乘起信论义疏》,是最早用《起信》观点解释瑜伽唯识思想的著作。

在上述南北二系以外,还有一些地论师。其中靖嵩于周武毁佛时,与同学300余僧南达江左,从建业法泰咨决真谛所传瑜伽行派经抡,包括《摄论》、《唯识》等。590年,重还江北,留住涂州,着重弘扬《摄论》学,著《九识三藏》等。净愿重律,先学《地论》,后准《摄论》,隋初至长安,与《四分律》和《涅槃》等同时讲说。北朝地论学和南朝摄论学,在涅槃学的基础上的汇合,是南北朝末期和隋初佛枚思想上最可注意的事件,以此为契机,佛学普遍地转向对“心性”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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