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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非儒之风和玄学的兴起,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正始之音”是在汉末崇尚《老子》的风气中形成的,着重阐发“以无为本”的主张,一般称作“贵无”派玄学。支谶译《道行般若》(或另有灵帝时竺佛朔译本)几乎与《老子》在汉末的盛行同时。至于三国,研究《般若》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般若学。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的开端,直到两晋,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

魏、吴两国对《般若》的讲习都有相当的开展。释朱士行曾在洛阳开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于甘露五年(260)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胡本。这说明洛阳听众对般若学的讲次,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过,魏自曹操开始,对黄老神仙术方士取羁縻政策,对民间的鬼神祭祀作为“淫祀”加以禁止,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嵇康曾讥讽过“乞胡”,表明游化洛阳的西域僧人已经引人注目。但佛教在社会底层的传播情况,则很难了知。见于僧传的译者,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于魏嘉平(249—254)年间来洛阳从事译经工作,①“正始”是曹魏年号,相当公元240—249年。

《高僧传》本传记:“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清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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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者,亦善“律学”,正元中(254—256),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

魏境的佛教特别重视对戒律的译介,反映出家僧侣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有了整顿和规范内部纪律的需要。当然,这也与曹魏对宗教的禁约有关。

曹氏集团与佛教的关系,是个历史疑案。据刘宋陆澄的《法论》序:“魏祖(曹操)答孔(孔融)是知英人开尊道(指尊佛)之情”。曹植据《庄子。至乐》作《髑髅记》,与佛教小乘的悲观厌世情绪极为接近。僧史称他读佛经,“能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为后人诵经所宪章;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梵天之赞”,简称“梵呗”,属佛教的赞美歌。

曹植被认为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者。或言魏明帝曾为佛图“作周阁百间”。不过这都不能作为定论。

吴都建业的般若学,相对更加发达。主要的弘扬者是支谦。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支谦的汉文水平很高,又“备通六国言”。曾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东汉末年,避乱至吴,为孙权所闻,拜为博士。赤乌四年(241)太子登卒,支谦退隐山中,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据支愍度《合首楞严记》说,自黄武(222—228)至建兴(253—254)年间,支谦共出经数十部。《出三藏记集》著录36部,48卷。其中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

《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原译的晦涩诘诎处,大部改得通畅可读,胡语音译则改为意译。这显然是出于普及般若学的考虑。此处所谓“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无极”则是支谦添加的,是对于“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由此可见他在翻译上的一般特点:雅顺而不甚忠于原文。《维摩诘经》同《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在蔑视世俗正统观念和批判小乘出世俗苦行方面,同样激烈,但更表现得玩世不恭,很便于为贵族的纵欲主义辩护。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至姚秦鸠摩罗什、唐玄类也都有重译本。

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比《般若》的影响还要深远。直到隋唐,其风犹酣。

支谦另外一些异译也颇有影响,其中《太子瑞应本起经》是康孟详、竺大力于汉末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是叙述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加上译文流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

支谦还改定过维祇难、竺将炎共译的《法句经》。此经原是为初学佛教者所作,带有入门的性质,它对早期佛教思想作了概略的论述,比较系统,流播很广。

支谦深谙文辞音律。据说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看来,三国也是中国佛教歌咏和音乐的创作期。

吴地佛教的另一主要传播者是康僧会。他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他不但“明解三藏”,且“博览六经”,文字也好。曾随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等,学习安世高的禅数学,参与过《安般守意经》的注释并作序。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至建业。相传他利用佛舍利显神异,说动孙权为其建立佛寺,号“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

公元256年,孙皓即位。这是一个性情昏暴、行为凶残的帝王。康僧会曾劝其信奉佛教,行“孝慈”、“仁德”之道。“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所以康僧会“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佛教史籍都将康僧会的传教活动作为江南佛教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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