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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佛图澄死于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在北中国活动30多年,他把巫术神异和参与军国机要同佛教教义三者冶为一体,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封建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崇奉,并纳入国家扶植之下。

释道安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五柳(河北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三年。他的一生可分三个阶段,大体反映了当时佛教在全国的发展状况。

其一是在北方避难传法(365年以前)期道安很早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石赵之末,逃难至于护泽(山西阳城),继之北上飞龙山(山西浑源两南),再转东南至太行恒山(河北阜平北);约357年,又回到邺,折向邺西北的牵口山,入于王屋女林山(河南济源西北),渡河而抵陆浑(河南嵩县东北)。365年,经新野投奔东晋治下的襄阳。从佛图澄之死(348)算起,在这17年中,道安经历了石赵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辗转逃亡,受尽艰险。但他所到之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成为传播佛教的热点;而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日渐增多,从数百以至上千,声望直达东晋领地。

道安在这个时期研习弘扬的佛理,全属小乘教义,特别是安世高的禅教之学。从他序注《阴持入》、《十二门》、《人本欲生》等经中可以看出,他厌恶爱欲、家庭和私有财产,认为这是人际争斗和人生痛苦的根源;他逃避社会,力图从出世的禅定思维中寻找一条人生解脱之路,所谓“无知无欲无为”的境界。从这方面讲,道安是超脱的,虔诚地服膺于佛教教义。但同时,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深,所以对这些佛教教义的解释,又都安置在《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的哲学基础上,使佛教蒙上玄学的色彩,使玄学增进了佛教的内容。他的最重要的命题,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

此中既有神通的幻想,也有持道干预社会生活的理想,更有严于守戒律己的要求,所以既不同于贵无派玄学,也不全同于佛教的本来思想。

道安的民族正统观念很强,时刻不忘夷夏之辨,怀念“皇纲纽绝”,“ǎ狁猾夏”,“山左荡没”之苦,所以不但行文中时露悲壮之气,而且最终也以佛教“佐化”自任。他告诫门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在新野路上,更沿江分散徒众,促使“教化广布”,像法汰至荆州,成为江南般若学的一大家;法和入蜀,创西南佛教义学之始。

中国佛教不但是为己的,也是为人的;不但求个人解脱,也求社会群体的安宁福祉,与此相应,也力求当权者的赞助,与最高统治集团合作。这种思潮和倾向至道安而成为主流。

第二,在襄阳弘法期(365—379)。道安南下是为了追踪晋室,但停于襄阳,则是应东晋名士习凿齿之请。

习凿齿称颂道安“天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彼直无为,降而万物赖其泽”,道安因此而被誉为“弥天释”。晋孝武帝奉以王公待遇,激励他“居道训俗”。

当时的襄阳,是东晋抗拒北方诸胡的前沿阵地。道安之所以受邀至此,一居15年,实有安抚军士,稳定民心的作用。据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不用伎术惑人,又无成势整人,“自相尊敬,洋洋济济”,当然会影响民风,所以习凿齿寄谢安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个时期,道安着重研习的是般若学。他为《道行品》作《集异注》1卷;为《般若放光品》作《析疑难》1卷、《折疑略》2卷、《起尽解》1卷;为《光赞般若》作《析中解》、《抄解》各1卷;还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每年又要为大众讲《放光》两遍,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把“智度”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再用“禅数”并行去概括佛教全体;他特别清算了“贵无贱有”“卑高有差”的旧主张,建立了“本末等尔”“有无均净”的新主张,即所谓“御大净而万行正,正面不害诸有”。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道安由消极出世到积极入世的转变。

第三,晚年在长安期(379—385)。公元378年春,苻坚派兵围攻襄阳。道安再次分散徒众,像昙翼、法遇去江陵,成为楚荆士庶的佛教领袖;昙徽至荆州,“每法轮一转,则黑白奔波”;慧远入庐山,成为此后统摄南北的佛教中心。道安本人,则与守将朱序等共镇城池。次年二月,城破被俘。

苻坚视道安为“神器”;安置他在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同时敕诸学士,“内(佛教)外(佛教以外诸学)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道安成了北方学界领袖。

在政治上,道安曾劝说苻坚不要过江攻晋,没有成功。这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晋室的爱国情操。

早在375年,苻坚下诏,“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道安的到来,对这个禁令有所突破,因为他继续每年讲两次《放光般若》,其形式与老庄玄学实无明显的分别。然而,他最多的工作是组织由官僚赵政资助的、有多名译者参与的译经活动。翻译的重点是小乘有部论著和小乘经典,包括《鞞婆沙》、《阿毗昙心》、《僧伽罗刹集经》等,由此开创了一门佛教“毗昙学”。小乘集经四《阿含》中的《中阿含》和《增一阿含》也在此时翻译成功。北方各地小乘教义比江南流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北魏中期。所谓“毗昙学”则是“禅数学”的继续和深入。

道安博学多才,成就是多方面的。习凿齿称他“内外群书,皆略遍,阴阳算数,亦皆能通”。又长于诗赋文章,熟悉鼎铭篆书、古制斛斗。还著有《西域记》,是中国第一部从佛教文化的角度介绍西域诸国情况的专著,可惜已经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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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在发展中国佛教方面,有很多创造:

第一,确立佛教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这就使佛教原先以个人或“众生”为本位的学说,转变成了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学说,强化了佛教的政治色彩。

第二,总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促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他勤于搜集佛典,编纂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始自东汉光和年(179—183),止于他逝世约200年左右,共收入译家17人,所译经律论244部,失源佛典309部,疑伪经26部,注经25部,总计604部。由此开创了中因佛教的史料学和目录学,为考察佛教流传的全体,辨别真伪,区分外来译著和本土撰著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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