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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道安还总结了佛经翻译的历史,认为泽胡为汉,始终有文质两派。“质派”近于原著,但文辞不雅,诘诎难读:“文饰”适于今俗,难于识其原作义趣。据此,他发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困惑,提请译家慎重。概括说来,胡汉语在语法关系、经文结构和文风习惯,都不相同,要想把千古圣人之言,译为今人汉语所知,若不“失本”,是不容易做到的。原本一般繁冗重叠,中国当时习尚婉便简约,二者很难调和。他本人力求文辞易晓,传事“勿失厥义”,目的在于探求佛教原旨。他在襄阳钞集《十法句义》,到长安组织译介“阿毗昙”,也是为了弄清佛教名相,更确切地把握佛理。

但是,从总体上看,道安译介佛典的重点仍在使佛教适应中国的情况,满足“今时”的需要。早年他曾是“格义”的追随者,即“以经中事数(名相),拟配外书(中国传统经典),为生解之例”。后来否定了这种方法,改用玄学的观点剪裁佛教的义理,又把佛教的内容溶解到玄学的潮流之中。

外来佛教义学最终能够通过玄学进到中国上层思想领域,道安是真正的奠基人。他为大小乘佛经作释作序作述,总计40余种,大都是佛玄交融,内容非常丰富;他的翻译理论,实际在肯定“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可以说,他为佛教的中国化作了理论上的示范,也为中国化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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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定僧尼轨范,统一佛徒姓氏。中国僧侣自身的日常宗教修习和活动仪轨,由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开端,“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条例有三:“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说戒忏悔)差使悔过等法”。这种礼仪式的规定,大大增强了戒律的效果。

汉魏以来,僧尼名前多加异国或异族名称以为姓氏,如安、支、康、竺等,其中一部分与来自外籍或沿袭祖籍有关,但不少汉人也以胡音为姓。道安以为,佛徒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命氏”,遂为永式。僧尼以“释”为姓,减少了由姓氏上表现的国界和民族差别,强化了宗教统一的色彩,这在当时分裂的局势下,维系一种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是很有意义的。

道安的影响相当深远,时人称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国”的鸩摩罗什则以“东方菩萨”美之。

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鸠摩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其父迁居龟兹,7岁随母出家学毗昙,9岁随母同去罽宾游学,从名德槃头达多法师学《杂藏》,《中》、《长》二阿含。年12,其母携还龟兹,途经沙勒(即疏勒,新疆喀什一带),住一年,诵《阿毗昙》,讲《转法论经》,博览《四围陀》及“五明”诸论,并习阴阳星算等术。后遇出身莎车贵族的大乘名僧须利耶苏摩,从受《阿耨达经》,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的教义,遂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受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此后,罗什即经温宿国(龟兹北)回龟兹,广说方等诸经。年20受戒,更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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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回龟兹后,住新寺,披读《放光》和其它大乘经论,宣传大乘教义。一时声誉雀起,名满西域。请国王每至罗什升座讲经,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

公元382年,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西伐,384年攻陷龟兹,获鸠摩罗什,并妻以龟兹王女。在此前一年(383),发生淝水之战,苻坚兵为东晋所败,前秦国内大乱。吕光在归军途中,占据凉州,建立后凉国,建都姑臧。

鸠摩罗什追随昌光至于凉州,羁留16年,以说阴阳灾异等为吕氏充当军政咨询。对于佛教,“吕氏父子,既不弘道”,鸠摩罗什也只能“蕴其深解,无所宣化”。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出兵西伐吕凉,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到国师的礼遏。姚兴是北方诸国中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注意招徕人才,提倡儒学和佛学,一时长安集中了许多学者,成了北方文化重镇,影响及于江南和西域、天竺。他请罗什入往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使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800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仇校”。

说明佛教译经己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宗教文化事业。四方义学沙门因此慕名而至,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中影响较大、有姓名可考的有30余人。

姚兴崇佛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他不是着意于兴建庙字,作诸佛事,也不倡导灵异辅政,而是注重义学理论,把它作为争取贤能、赞助“政化风俗”的“玄教”来提倡。在他带动下,一些王公大臣也把佛理当作“参玄”的内容。因此,后秦的佛教,更带有两晋的玄学色彩。但由于它用佛理取代了“三玄”的地位,讨论的问题大大超出了原来玄学的范围。

姚兴为鸠摩罗什建立译场,促进了全国的理论重心明显地向佛教义学方面转变。突出的表现,是南北谈玄的贵族达人竞以知识僧侣为师,知识僧侣成了玄谈的理论创制者;而佛籍译场即是理论的策源地。这种文化思想上的变化,使胡汉各族的界限空前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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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从弘始三年(401)到长安,到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前后10余年间,与弟子共译大小乘经、律、论《祐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现存39部,313卷,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应长安僧俗要求,新译或重译的佛典,如《坐禅三昧经》,是适应中土对禅法的需要而自行编译的,既非原本,亦非罗什本人的主张;重译的《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既为中土人士所需,又与罗什的思想倾向一致。另一类是罗什侧重弘扬的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著,如《中》、《百》、《十二门》等三论和《大智度论》。此外,《金刚般若经》、《成实论》等,亦很有影响。

罗什的翻译,在中国整个翻译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从总体上说,他的译文简练精粹,流畅可读,使原著的思想内容,更加清晰明朗,其中有的或已接近“信达雅”的完美程度。因此,他的佛典译本与其他人的译本相比,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是,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有矛盾。他认为,翻译如同嚼饭与人,对于理解原籍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如要翻译,也是直译为好;事实上,他不得不屈从中土文士喜简略、厌繁冗的风气,以致原本中某些很美的颂文也给删掉了。像提婆的《百论》,原由罗什自己译出,但被僧俗学人日为“谬文”,后经学僧与什考校正本,陶练复疏,始得通过。罗什也按自己的意见对原本有所增删。像他用龙树署名的《大智度论》100卷,明显地夹有他自己的解说。《中论》是由龙树的颂文与青目的注疏合成,但在使用青目注时,他作了率直的批评,并“裁而裨之”。这样,罗什的译经,既反映了中土僧俗的某些需要,也表达了罗什本人的特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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