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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

[2012/2/16]
东晋王朝的政权,实质上掌握在王谢庾桓等世家大族中。他们也多是佛教的支持者,其中王导、王敦、瘐亮、谢安、谢石、郗超、谢琨、桓彝、周f、周嵩、王恭等,都与名僧有密切交往。王导之子王洽、王珣、王珉,其孙王谧,以及其他著名文士如许珣、戴逵、王羲之顾恺之谢灵运、孙绰,都曾向当时高僧问学,或执弟子礼。中书令何充与其弟何准信佛尤专。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但亲友贫困却不肯接济,遭到时人讥讽,中军殷浩被废后,大读佛经。遇到不懂的名词概念,则作出标记,向僧人请教。如众所知,此类豪门强族和文人骚客,构成了当时提倡玄谈的名士。

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之理而已”,也就是说,只是重复西晋在洛阳的旧话题,没有新意。自向秀、郭象注《庄》,创崇有派新理论之后,东晋玄学的理论重心,已经转向佛教义学方面。东晋名士普遍向名僧求教,阐发佛理,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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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佛学名士奉佛,在思想倾向上大体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像桓彝、谢琨等属所谓“八达”中的人物,“散发裸程,闭室酣饮”,继承玄学中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传统,同《般若》、《维摩》的大乘空宗接近;另一类是调合佛教同儒家的正统观念,也很注重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佛性法身等说,倾向于佛教有宗。后者的代表,是孙绰和郗超。佛教义学向文人学士中间的渗透,与当时道教思潮的兴盛相协调,影响于书法、绘画、诗歌、文学的题材、情调和风格,是前所未有的。

孙绰(320—377)曾著《道贤论》,把两晋竺法护、帛远、支遁等名僧比作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各为之吟咏赞叹。又作《名德沙门题目》,品题道安、法汰、支愍度等名僧。他是很明确地用玄学名士的标准来评论当时名僧的。现存他写的《喻道论》,则把佛视作“体道者”,其“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则是以玄学惯用的《老子》语言,塞进大乘法身与化身的思想。他特别宣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提倡儒佛全面一致,唯内外有别而已。

郗超,曾在桓温时为中书侍郎,权势倾朝,与竺法汰、支遁等讨论佛教般若学,被誉为“一时之俊”。其所著《奉法要》,论述佛法要点,是东晋士大夫对佛教的典型认识,属中国佛教义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此文提倡用佛教五戒“检形”,用十善“防心”。善恶有报,天堂地狱,均系乎心,强调人们必须“慎独于心,防微虑始”。这样,就把本已突出超脱的人生哲学,解释成了一种治心从善的道德学说,把佛教的道德作用提到了首位。此文特别改正了中国传统上认为积善积恶必将祸福子孙的报应说,认为“善自获福,恶自受殃,是祸是福,都是自作自受,不能延及后代亲属”。据此,他推演人生遭遇,“通滞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郗超对般若学也有独特的认识:般若之“空”,决不是“空中行空”,“夫空者,忘怀之称,非府宅之谓也……有无由乎方寸,而无系于外物”,故“非灭有而后无”。对般若空观的这种解释,就是后人称为“心无宗”的一种具体主张。

佛寺与僧尼据唐法琳《辨正论》记,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皇室贵族竞相修建寺庙,成为东晋王朝奉佛的一个特点。晋元帝立瓦官、龙官二寺,明帝建皇兴、道场二寺,成帝建中兴、鹿野二寺,简文帝建波提、新林二寺;康帝褚后造延兴寺,穆帝何后建永安寺,恭帝褚后建青国寺;彭城敬王司马纯建彭城寺,会稽王司马道子建中寺等三寺。此外,中书令何充、侍中王坦之、右将军王羲之等也各造名寺。这些佛寺都建在建康及其周围,至于地方上一些佛寺的修建情况,可以由此比知。

佛寺本是僧尼聚居生活的处所,主要有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佛教偶像供养和进行法事活动的据点,直接影响周围民众;二是作佛教义学活动的中心,进行佛教经典、宗教哲学、道德文化的创造,与社会知识层沟通。佛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大部分表现在寺院及其活动中。

佛寺的修建费用和僧侣的生活费,主要依靠权贵和富有者的布施捐赠。

作为施主,他们的目的大都是为了修福免灾,其社会效果,是吸引了国家中的某些游离分子进入僧侣队伍,同时缩减了游方乞食僧侣的数量。因此,寺院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存有浓厚的恐惧心理,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安定和富裕的程度。

当时寺院和僧侣的另一种收入就是“营生”、“自供”,包括垦殖田圃、商旅博易、聚畜委积、机巧异端、占相卖卜、行医治病等,其中农耕、行商、工艺、高利贷等,构成寺院经济的独立部分,使佛教与世俗社会更紧密地联结起来。经营俗业、管理财务,也成了寺院的另一职能。

佛寺按性别分男僧寺和女尼寺。内地的女性出家者,最早可追溯到两晋之际,有净检等20余人,第一个尼寺就是为她们修行在洛阳建造的竹林寺。

后赵时有更多的女性出家,仅从安令首为尼的就有200余人。东晋治下的江南,妇女出家为尼特别突出,像尼昙备有徒三百人,尼僧基亦有徒数百人。

何充所造建福寺,是建康的第一个尼寺。诸皇后所建寺院,主要为安置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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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尼的领袖人物,多半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她们的作用,几乎与男僧相同:康明感“专笃禅行,戒品无愆”;尼昙罗、道仪等,博览经律,精心妙理;尼道容逆知祸福,为明帝、简文帝所敬;尼妙音博学内外,为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所重,并直接参与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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