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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

[2012/2/16]
高宗时隆祐太后奉“摩利支天母”,以为大宋能够安居杭州,实出于天母的冥护;孝宗乾道四年(1168)召上竺寺若讷法师入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1175),更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山西五台山的文殊、四川峨眉山的普贤,尤其是浙江普陀山的观音,也都在宋王朝的直接经营下,愈益受到民众的崇奉。

出于同一的王权需要,施行往往相互矛盾的政策,使佛教的发展趋向平稳。绍兴二十七年(1157)统计,在南宋领域内有僧20万。这大体反映了当时既能满足王朝需要,社会亦能承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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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代佛教的“世间”化

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总趋向,流传到宋,则增添了许多新的特点,这就是从泛泛地提倡救度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

处在民族危亡多事之秋的佛教,其主流,与前代那种以避世为主的消极思潮相比,突出地表现了积极参予军政大事,谋求争取改变现世状况的意向,尽管多数方式依然是纯宗教的。

宋代初年,王朝制定以儒治国的方针。景德二年(1005),真宗封禅至曲阜,谒孔子庙,加諡“至圣文宣王”;仁宗庆历五年(1045),又敕封孔子四十六代孙为“衍圣公”,儒学大盛。庆历元年(1041),欧阳修撰《本论》,认为佛教在中国为患,是“王政缺”、“礼义废”的结果,只要“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及至道学(理学)兴起,吸取佛教哲学而替代佛教义学长期占据的理论地位,排佛就成了新儒学的重要议题。程颢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①程颐批评禅僧:”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②其实,早在道学家发出这些指责之前,佛教的主流就已经鲜明地呼唤佛徒们回到世间来了。

宋初延寿,曾力图改变唐末五代普遍流行于禅宗中的放任自然、不问善恶是非的风气,提倡禅、教统一、禅与净土统一,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上去。他在《万善同归集》中说,“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就是在理论上证明僧尼参与世间生活的必要性。

此后克勤更直接地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①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因为“王法”是“世法”的最高原则,佛法入世,当然也应以“王法”为最高准绳。

把“王法”伦理化和学术化了的是王朝新倡的儒学,主动向儒学靠拢,力图作为儒学不可缺少的补充,就成了宋代佛教依附王法的理论方向。北宋著名的学僧契嵩说:“夫圣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劝世,岂欲其乱耶?佛以十善导人,岂欲其恶乎?《书》曰,世善不同,同归于治。是岂不然哉?”又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②这一思想,在天台宗名僧智圆那里概括为儒、释应“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③宋儒与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突出地强调忠孝节义。宋代佛教①②《二程遗书》卷2、8.①《圆悟佛果禅师语录》。

②《镡津文集》卷16、8.③也是吸取忠孝仁义作为自己新的教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④换言之,佛教的善恶标准,就是忠孝仁义。因此,大力提倡儒家礼教,把“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坠而名扬于青史”①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契嵩的名著《辅教编》设有《孝论》十二章,专“拟儒《孝经》发明佛意。”②同时批评“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孝经》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③据此,他认为佛教决不可离开“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父子等伦理规范。而为一人之私服务:“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④在宋儒所有的伦理观念中,忠君列在首位,而“忠君”与“爱国”并提,更是由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到了北宋末年,忠君爱国成了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这在当时的佛教中也有相应的反映。像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果,用“忠义心”说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就很典型。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

他的“禅语”,与道学家语没有分毫差别:“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⑤而这一切,最后又都集中到爱君忧国上来。宗杲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⑥正如张浚为他所撰的《塔铭》说的:“师虽大方处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

宋代道学与后来的假道学不同,宋代佛学与儒学同气相应,也不限于口头空谈。庐山祖印讷禅师以知兵名闻当朝,圆通别释《孙子。魏武注》所未注者。靖康之耻,宗泽留守东京,命法道法师补宣教郎总管司,“参谋军事,为国行法,护祐军旅。师往淮颖,劝化豪右,出粮助国,军赖以济”,后南渡随驾陪议军国事。建炎三年(1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保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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