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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

[2012/2/16]
属天台宗僧志磐著《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各类专门的《往生传》出现,如遵式的《往生西方略传》,戒珠的《净土往生传》,王古的《新修往生传》,陆师寿的《净土宝珠集》等,客观上反映了宋代佛教的一般趋势。

宋代整个净土信仰大致可分“念佛净土”与“唯心净土”两种,南宋王日休曾剖析两者的区别,着重批评了唯心净土,所谓心外更无净士,自性即是弥陀,不必更见弥陀的主张。他维护“念佛净土”,以为只有“持诵修行”才是“脚踏实地”,使人人必生净土,迳脱轮回。王日休的这种比较,也反映了佛教由禅、教统一,向禅净真正结合的转变要求。

净土结社的展开

与净土信仰发展的同时,以净土念佛为活动内容的法社纷纷创立。诸如省常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创于西湖昭庆寺的净行社,遵式在四明宝云寺建立的念佛会,知礼建于明州延庆寺的念佛施戒会,本如立于东掖山能仁精舍的白莲社等,都是宋代著名的净土结社。

法社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僧俗都有。僧侣中既有天台宗、禅宗的,也有律宗的;俗家弟子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官僚土大夫,其中官僚士大夫又往往起骨干作用。两宋时期,官僚士大夫参禅盛行,净土结社的活动也比较普遍。苏轼曾与禅僧东林常总在庐山集道俗千余人建禅社,晚年致力干净土回归实践,“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建“眉山水陆会”。其妻亡故后,设水陆道场供养。归依禅僧义怀的官僚杨杰,既“明悟禅宗”,又“阐扬弥陀教观,接诱方来”。陈瓘“晚年刻意西归,为明智作《观堂净土院记》,发挥寂光净土之旨”。释省常在西湖刺血书写《华严经。净行品》,结净行社,王旦为首,参政苏易简等士大夫132人,皆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千众。文彦博兼译经润文使,在京与净严禅师结僧俗10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这些规模宏大的法社,把佛教僧侣和社会各个阶层联络起来,有效地促进了净土信仰的广泛传播。

宋代水陆道场之类的法会盛行,就是在净土结社的影响下,吸取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儒家观念的一个重要结果。它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世利益合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流传至今。

③《乐邦文类》卷4.①《乐邦文类》卷4.

二、辽金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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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代佛教

兴起于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在耶津阿保机率领下,于916年建起了统一的大契丹国,947年,改国为大辽,建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作“皇都”(后改名“上京”)。

983年,恢复旧国号,1066年再称大辽国。其领域曾东起黑龙江口和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自克鲁伦河,南抵雁门关和河北霸县一带。1125年被金所灭,前后9帝210年。契丹族的佛教,是随着契丹贵族逐鹿中原,与汉民族接触日益紧密而传入的。

天复二年(900),阿保机破河北、河东九郡,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在辽地建起第一座寺庙开教寺。契丹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移植。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27年,阿保机平渤海国(黑龙江宁安县西)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安置由渤海国迁来的僧人。

936年,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北京西南),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进一步受到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佛教在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圣宗耶律隆绪在位,辽进入全盛时代。汉文化实际上已成为辽统治层的文化,隆绪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统和二年(984),为其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诏上京开龙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据《辽史》记载,圣宗时期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乃至沙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于控制的程度。此后,兴宗耶律宗真更受具足戒,“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

同时大量兴建寺塔,举行佛事供养,给僧侣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20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

到道宗耶律洪基,辽代佛教达于鼎盛。据载,他曾一岁饭僧36万,一日祝发3千,他还鼓励僧人搜集、注释佛典,自己也研习佛教教义,尤擅华严教旨。

辽代王室贵族以巨额布施支持佛教的发展,直接影响平民对佛事的投资,由此形成的寺院经济和社团组织,迥异于江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私宅建大吴天寺,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兰陵郡夫人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静安寺土地3千顷,民户50家,另有牛马钱谷若干。像懿德皇后一次施寺13万贯,也不算稀罕。此外,寺院领袖往往发动当地信徒组织所谓“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这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外部扶植,一时显得十分强大,但由于缺乏自力更生能力,极易受到破坏。社邑的组织,加速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除了与宋一样的净土信仰以外,还流行炽盛光如来和药师如来信仰。传说观音菩萨被尊为契丹族的保护神。民间喜用佛奴为小名,如观音奴、文殊奴等。

辽代佛教诸派中以华严宗和密宗为最发达,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的研习重镇,代表著作有上京开龙寺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和五台山金河寺道硕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决择》一书,表达了对当时禅、教互相排斥现象的不满,而以澄观、宗密两家的思想为指针,提倡禅、教融合。道硕的著作则进一步提倡显密统一,他说:“原夫如来一代教诲,虽文言浩瀚,理趣渊冲,而显之与密统尽无遗。显谓诸乘经津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九流共仰,七众同遵;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

在显密统一中,对《释摩诃衍论》的研习最引人注目。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为此论作《赞玄疏》等3种;燕京归日寺守臻著《通赞钞》等8种,志福撰《通玄钞》等3卷。《释摩诃衍论》题为龙树著,筏提摩多译,实际上是对《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密咒化,或者说,是力图把密教重建到《起信论》的哲学体系上,这与传统上以印度的瑜伽或中观为理论指导的密教有所不同。密宗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燕京圆福寺的觉苑,他曾师事印度的摩尼三藏,注释《大日经》,实际上发挥的是一行的思想。因此,从整个义学看,辽代佛教更接近唐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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