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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2006/8/24]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一、 良渚文明的特殊与一般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但包括笔者在内,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1]。这一被称之为“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其最大的问题,一是这类“标志物”很难将它们作为统一性的共同标志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我们无法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应具备几项这样的“标志物”(即在所谓文明诸“要素”中究竟应具备几项“要素”),才算进入文明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显然有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时,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象,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致。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毕竟不同,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种种差异,从而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那些被学界称之为文明的“要素”或物化的标志物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别。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才可以对各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做出进一步的比较。可以说,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有同有异是必然的,而我们却非要整齐划一地规定出几项“标志物”,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各大文明古国各自的文明特征或物化的标志物都是被分别归纳出来的,上述一般认为的三项或四项“具体标志”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学者们从几大文明古国有同有异的现象中加以归纳、挑选、综合的产物,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地区来说,各自的文明现象和特征又都是寓一般性于特殊性之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各有其差异。所以,对于各民族各地区而言,作为物化层面上的文明现象即所谓的“标志物”,本质上都应是具体的、有差异的,很难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几个具体标志。

鉴于上述“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的局限性,以及实际上各大文明古国的物化的标志物都是从各自古典时期的特征归纳出来的事实,那么,我们可否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横向上规定出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而是在纵向上采取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各地各民族各自的古典期上溯到文明起源期,用它的古典时期已经完全成型的这些所谓文明的要素来作为该地文明起源期的衡量标尺?按理说,这样做应该有其可操作性。然而,这里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这些文明的“要素”也都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它们虽然都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而向前迈进,但它们在每一阶段相互之间的发展程度并非完全对应。以我国的商周时期为例,我们知道在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亦即古典的主要时期,被称为文明要素的青铜器、文字、都邑(城市)等都是具备的,那么是否能以这三项都具备为条件来判定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这也是很难说的。例如,我们用这三项来衡量二里头文化,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众所周知,在我国看来,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看法。然而,在二里头文化中,都邑、铜器、文字这三项实际上只具备前两项,而且前两项各自的发展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先说都邑的问题。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未发现城墙,但以宫殿宗庙为中心的遗址内涵、布局和规模都决定了它的性质是都邑,这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在以往发现的属于二里头三、四期的一、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外,近来又发掘出了属于二期的三号、四号、五号建筑基址,其中叠压在二号基址之下的三号夯土建筑基址,规模比二号大,结构也比一、二号复杂,为三进院落。因而在二里头二期时该遗址也是都邑应该不成问题[2]。一期时的二里头遗址不属于都邑,但不等于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期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此时的都邑不在二里头,在别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容器、兵器、工具和铜饰件四类。其中容器有鼎、斝、爵;兵器有戚、戈、镞;工具有锛、刀、凿、锥、鱼钩;装饰品有铜铃和圆牌形铜饰等。各类铜器的数量不多,已报道的大都属三、四期的遗存。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相比,二期只发现了小件的铜制手工业工具和一件铜铃等,二期铜器的发展程度显然难以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展程度相比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其冶铜技术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发现才能说明问题。至于文字,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发现刻在陶器上的一些简单符号外,尚未发现如安阳殷墟卜辞和郑州二里岗字骨[3]那样的较为成熟的文字。诚然,依据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以及良渚等文化中几个字在一起能连读成句的符号的存在,可以推论,二里头文化时期很可能已使用文字,只是现在确实没有发现。我们若是简单、机械地套用所谓金属器、文字、城市等标志来衡量二里头文化,以现有的发现而论,显然难以满足这些条件。然而几个“标志”并非全部具备,可是学术界却依然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原因何在?这主要是人们并非把文明仅仅看成是几种“因素”的堆积,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形态,即文明社会,因而需要综合性地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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