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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2006/8/24]
在文明社会中,文明既包含有文化层面上的内容,也包含有社会层面上的内容[4]。就社会层面而论,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一百来年国内外许多社会科学者都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来对待,笔者也把国家视为文明的“伴随物”,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笔者以为,一是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5]。诚然,作为概念来讲,“文明”与“国家”是有区别的,“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家”。但概念是概念,标志是标志,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固然主要是着眼于文明的社会属性,但它也是有其物质内容的。所以,即使仅仅从社会形态推移的角度来考察文明的起源,也每每是通过对文明社会到来时的种种现象的综合研究而进行的。而在这一综合研究中,一些较为特殊的现象,往往成为我们分析该文明具体个性的出发点。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6]。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7]。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8]。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

面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些现象,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许多学者都在“玉礼器”和“礼制”方面发掘它的社会意义。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9]。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10]。邵望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种刻有细如毫发、复杂规范的神兽纹的玉礼器绝非出自野蛮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支配下,由专职工师匠人为少数统治阶级而制作的文明器物。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个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邦国集团[11]。

在良渚文化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钺。这主要是它们的一些功用在后世的礼书和文献上有记载,尽管礼书所载的那些具体的功用不一定符合良渚文化时期的情形,但属于礼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琮、璧、钺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谓“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应该属于礼器。其理由是在这些冠形器的正面中部,每每刻有或者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图像,或者是兽面形象,或者是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在三叉形器的正面也雕刻有这样的纹样,而这些图像纹样与玉琮上的图像纹样是一样的,故其功用也是相同的,即都发挥着礼器的作用。只是被称作冠形器、三叉形器的这些玉器的形制没有被后世所继承,故在文献记载中也没留下痕迹。此外,在一些被称为“半圆形饰”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形。半圆形饰也称作牌饰,其具体如何使用,还不得而知。玉璜,根据出土时有的是和玉管首尾相接而组成串饰的情况来看,可判断它是作为项链佩挂在胸前的。作为串饰组件的玉璜佩戴在胸前,固然有装饰的意义,但在其上刻有兽面纹,仍然有礼神、崇神、敬神的作用。其实,正像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良渚玉礼器不仅仅具有礼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礼器本身就是带有灵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载体。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作为礼制的物质表现――礼器,当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中使用时,它既是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12]。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青铜礼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当中,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中等级和分层已出现,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随葬玉器、玉礼器众多者,恰恰是一些贵族大墓。所以,我们从良渚文化玉器发达这一现象,看到了它的宗教气氛之浓厚,看到了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艺精美,数量庞大,而玉器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采矿、设计、切割、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所以,制作如此之多而精湛的玉器,没有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从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有着可以和铜器相匹比的异曲同工的意义。

良渚文化中没有铜器的发现,可我们也应看到,即使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时代,铜器在礼器、武器、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等方面的功用,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小件的铜器,到了二里头三、四期,发现有礼器、兵器和手工业工具,但各类铜器的数量并不多。一直到商代前期,还很少看到作为农具的铜器,只是到商代中期和后期,在铜矿丰富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有犁铧、锸、耜、铲之类的大、小型农具。应该说在铜器中最早出现的并不是铜礼器和铜农具,铜礼器只是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作为古代经济基础的农业,在进入文明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铜农具;铜器在文明社会的初期,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此,在铜器的问题上,第一,铜器的使用并非每个文明实体必须具备,“文明的诞生还取决于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排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13]。良渚文化虽没有铜器,但它的玉器却发挥了铜礼器的作用,我们从盛行玉器这一特殊现象,可以看到礼制、贵族等级名分制、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等等文明起源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第二,虽然铜器的冶炼说明了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发展,但即使在使用铜器的地区、使用铜器的文明实体中,铜器在手工业工具、武器、礼器、农具等领域的作用,是逐步而缓慢地实现的,不能过高地估计铜器在文明初期的实际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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