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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2006/8/24]
良渚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也有自己的特点。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4];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15];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16]。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17]。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18]。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19]。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20],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个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21]。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2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23]。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相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24],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25],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26]。

对于上述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学者们见仁见智,已发表了诸多见解,笔者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27]。对于良渚文化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立,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符号“”是符号“”的简体,一般隶定为“炅”,但对其解释却各不相同。笔者认为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这些相关符号联系起来考虑,“”、“”、“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符号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释为“日”即太阳,也可以释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释为“星”,那么它与“火”形的符号相结合,意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如果释为太阳,在这里,这个太阳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从而整个图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星宿大火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而大汶口文化的这类图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一再出现,标志着对于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历的文化传统,从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荆楚之地的传播,也说明负责祭祀“大火”和观象授时的“火正”已出现[28]。

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个符号连在一起,其意义更大。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那一件黑陶贯耳壶上刻的九个符号,就其写法和结构看,也可以称为多字陶文。此陶文,饶宗颐先生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29]。林华东先生则怀疑此陶文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30]。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贯耳黑陶罐上的四个符号,李学勤先生释为“巫戌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31]。张明华和王惠菊则认为,这四个文字“如果自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区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经征服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四个刻划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记录”。并说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文章”[32]。陆思贤认为“鱼篓形罐上的陶文,是表示了渔者生产、生活的一个过程,有明确的节令概念”[33]。上引几家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它们是文字却是一致的。当然也有认为与字符化程度更高、排列比较整齐的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吴县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有可能不是文字[34]。笔者以为,就字符化程度而言,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的确甚高,但我们不能以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作为判断是否为文字的标准。事实上,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除左起第一个刻符外,其余三个刻符的字符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第一个刻符,在崧泽、良渚、大汶口等文化中一再出现,似乎已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这种约定俗成本身已属字符化的体现,所以,不能用字符化程度的略低于赛克勒博物馆上的陶文来否定澄湖黑陶罐上四字刻符属于文字的性质。我们之所以判断这四个刻符是文字,是因为四个字符化较高的符号被并列刻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将这四个陶符作为完整的一句话来理解,也就是说,在四个字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其有语言的基础,由此可以证明,当时已有一些符号是被用来记录语言的,并具备形、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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