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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2006/8/24]
聚落的不同等级,体现了权力结构中的不同等级。作为最高等级的大观山果园,它所表现出的权力之集中,远非其他贵族聚落所能比拟。据考察这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高5-8米的长方形土台,是由人工堆积或利用原来的土岗高地加以填补修整、截弯取直堆筑而成[59],其工程量是相当巨大的,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长方形土台之上那些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也绝非大观山果园遗址本身的人力所能建成,也需要动员整个聚落群的人力物力之资源。大观山果园这些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的建成,显然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的,也就说,大观山果园遗址并不是为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最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社会划分为阶层或阶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复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用笔者提出的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即社会分层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来衡量,包括反山墓地在内的大观山果园遗址,属于初始国家的都邑遗址。

以上我们通过良渚文化中的玉器所反映的礼制、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和社会分层、聚落形态的等差和大观山果园都邑性质的遗址所反映出的强制性权力与支配机制的存在等现象,可以得出至少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已进入具有初始国家的文明社会这样的结论。尽管良渚文化中的有些现象较为特殊,但在特殊中包含着文明起源的一般机制,它反映了良渚文明的个性特征。

二、 是邦国文明还是王国文明

良渚文化既然已进入具有初始国家的文明社会,那么,良渚文明的国家形态是邦国还是王国?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回答的。在已有的把良渚文化视为文明的诸多研究中,有的称良渚文化的政治实体为“古国”,有的称之为“方国”,也有的认为某些良渚大墓是“王墓”,认为在良渚文化中已有“王权”存在,若此,良渚文明即属于王国文明。总之,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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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我国某些远古文化的政治实体称为“古国”“方国”者,主要源之于苏秉琦先生。在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其后又将它们整理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产生”。“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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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有点主观随意性。首先,由“古国”“方国”词汇的约定俗成来讲,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各地的方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有的服属,有的敌对,或时服时叛,十分错综复杂。仅以夏与商和商与周分别而言,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古国”“方国”概念,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其次,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也似乎有点概念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此外,以红山文化后期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说红山文化后期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也是可以再探讨的。红山文化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现象,主要属于大规模的宗教现象,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共工程,而我们知道,在史前社会晚期出现不平等和等级的阶段,也即在笔者所说的“中心聚落期”或一部分人类学家所说的“酋邦”阶段,存在大规模的宗教遗迹和宗教现象正是其特色[61],这也是作为由史前走向文明过程的机制之一,即我们应重视原始宗教和祭祀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宗教性的社会工程,在“中心聚落期”主要属于自愿性的,还不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所以,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

避开“古国”“方国”概念的规范性这一问题,苏秉琦先生通过“古国”――“方国”――“帝国”来表达古代社会政治实体的演进,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只是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的演进应更规范地表述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的进一步发展才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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