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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2006/8/24]
邦国较史前的“复杂社会”(也有人称之为“酋邦”),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正统”观。用王国和王权的这些特征来衡量良渚文化,笔者以为它应该属于邦国文明而不是王国文明。

首先,良渚文化中那些被称为可能是“王墓”的墓葬,从墓地的结构是看不出有王墓存在的。以反山墓地而论,12号墓因随葬品最多,并随葬有刻着“神徽”、号称为“琮王”“钺王”的玉琮和玉钺等,而被多位学者说成是王墓。但我们从发表的墓穴平面图看,12号墓的墓穴并非最大者,甚至有可能还略小于位于它两旁的16、17、14号墓,也有可能略小于位于它之北的20、23号墓。从随葬品的数量上讲,20号墓随葬陶器2件、石器24件、象牙器9件、鲨鱼牙齿1枚、玉器170件(组),以单件计为511件,共计547件。大概在随葬品的数量上,20号墓与12号墓的差别并不大。在随葬品的玉器种类上,20号墓也是齐全的,不但有玉琮、玉璧、玉钺,也有玉冠状器和玉三叉形器等,在玉钺上也附有端饰。在墓葬的分布排列上,12号墓虽略居中,但也看不出是一种至尊式的安排。所以,在反山墓地中,尽管12号墓的地位有可能最高,但它与同列的M16、M17、M14以及北列的M20、M22、M23诸墓之间的差距,尚看不出是君王与臣下之间的差距。

在有的论述中,瑶山墓地也被视为是“王室墓群”[62]。据简报,瑶山墓地中随葬品最丰的是被盗的12号墓,出自此墓,后由余杭县文管会追回收集的玉器达344件,其中因大量的是玉管和珠,实际有41件(组)[63]。而该墓地的7号墓,随葬器物160件(组),其中玉器达148件(组)。所以,在随葬品丰厚上,很难说12号墓胜过7号墓。12号墓的一件玉琮上刻有兽面纹或称简化了的神人兽面纹(M12:1),但在10号墓的玉琮上(M10:19)也有这样的纹样,2号墓出土的“玉冠状饰”(M2:1)上更刻有逼真的神人兽面复合图像,7号墓(M7:34)、9号墓(M9:4)玉琮上的兽面纹样,也是精品。因而在玉器的精美和宗教意义上,也不能说12号墓有多少突出之处。在墓葬的排列上,7号墓与12号墓并肩和其他几座墓排在一起;在墓穴规模的大小上,12号墓与2号、7号、9号、10号、11号墓等,不差上下。可见,瑶山和反山的情形一样,看不出12号墓或7号墓就一定是王墓。

其次,在王国中,王位和王权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是世袭的,但我们无论是在反山墓地、瑶山墓地,或者良渚文化的其他墓地,都看不到有集于一身的最高权力被世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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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如反山、瑶山都是王室或王族墓地,那么,在两地相距仅为5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两座王陵、两个王国,整个太湖地区又不知有多少王国存在,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5公里的范围内若有两个王国,其各自供养生息的土地有多大?各自的领域又在何方?两王国只能不断地相争相斗,永无宁日。

反之,如果我们不把良渚文化作为王国文明,而把它看成是邦国阶段的文明,那么,用邦国来解释良渚文化的一些现象,要比用王国的框架来解释顺当得多。第一,在良渚文化分布的各个地区,那些距离较远但规格等级相近的良渚大墓,可以视为各个邦国的大墓。结合良渚文化区域类型的划分,各邦国也许与各地方类型有某种对应关系。而又由于良渚文化在玉器、陶器、石器诸方面表现出相当多的统一性,故良渚诸邦国可以看成具有同宗或同盟的关系,其中,以大观山果园为中心的邦国,或许一度是这个同宗同盟邦国集团的盟主。第二,在每一具体的邦国内,例如以大观山果园为中心的邦国,其结构是大观山果园遗址为该邦国的都邑,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中心,在其周围,既分布有诸如瑶山、汇观山等贵族聚落,也散存着像庙前、朱村之类的普通村落,呈现出多级聚落形态与多级权力结构相结合的态势。第三,邦国的权力机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权力结构的顶端,因战争、宗教、公共工程、邦族事务等等,权力集中于某一些人乃至某一人的时候是有的,但因尚未世袭化、制度化、结构化,所以,作为支配者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一个支配阶层而不是君主式的个人;在最高支配阶层中,以某人为首的情形应该是有的,但他的地位既非世袭也非固定不变。这样,在墓葬中我们就看不到与其他贵族十分悬殊的王墓的存在,而看到的则是作为最高贵族阶层的墓葬和墓地,尽管其中还可以互有差异,但不是根本性的。

良渚文化时期只是邦国而不是王国,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最初出现的国家本来就是小国寡民的邦国,王国是在邦国的基础上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先有萌芽状态王权,然后才走向王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从邦国到王国的演进是需要时间的。此外,某一地区王国出现的较早又是与战争等外界的刺激分不开的。若以良渚文化中期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算起,良渚文明的起源时间也是早的,然而,经历了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发展,良渚文化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走向王国,我以为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良渚时期的太湖地区,因气候干凉而使陆地面积大增,水域面积缩小,带来了生活空间和农田面积的增加。气候干凉但并不干旱,平和稳定的气候条件,再加上良渚文化发展出较大的石犁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耜耕,增加了耕作效率,使得良渚时期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研究,良渚时期的稻谷生产水平,因已进入人力犁耕阶段,初步拟定稻谷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从而养活更多的可以脱产的上层统治人物和从事劳役、兵役、制陶、制玉、编织、商业、宗教等活动[64]。所以,良渚时期发达的农业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制玉、制陶等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是良渚文明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良渚文明出现的较早,并获得持续的发展,得益于优良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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