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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作者:黄克剑]  [来源:福建论坛]  [2012/3/19]
内容摘要: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

“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

“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关键词:阴阳;五行;数术;命;道     

一、从“数术”到“阴阳之术”

在各有千秋的诸子之学中,阴阳家所致之“道”有着更深的“命”的胎记。诚然,严格意义上的阴阳家的出现比儒、道、墨、法、名诸家都要晚,但依中国“轴心时代”由“命”而“道”的学术趣向1,诸子学脉从阴阳家说起反倒显得中肯、自然而富于历史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首列阴阳家,或许并非出于偶然;刘歆撰《七略》,以阴阳家为诸子十家中仅后于儒、道两家的第三家,同样不曾拘泥于学派产生的时间先后。

司马谈在谈到阴阳家的学术旨趣时说: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

刘歆在其《七略·诸子略》中也指出: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3

刘歆与司马谈对阴阳家的“要指”的归结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们就阴阳家所说的这些话也大都可用于数术家。援引《七略》所作的学术划分,《汉书·艺文志》著录各家著作时在“诸子”之外另立了“数术”。依此,阴阳家被划归诸子。但有趣的是,有的被列入阴阳家的人也会同时被列入数术家。例如,做过宋国史官而以司星为务的子韦,其著述《宋司星子韦》三篇是被著录于诸子中的阴阳家的,而他本人却又被认为是春秋时代最有影响的数术家之一。《史记·天官书》就已将子韦与典型的数术家史佚、萇弘、裨灶、甘公等相提并论,《汉书·艺文志》则称: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麤觕。”4

先贤们未能对阴阳家和数术家作严格区分,当然更多地是受了思想学术史的一般进程的局限,但也显露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后出的阴阳家和它之前早就有了的数术家因为学缘相承而难以判然二分。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探究“阴阳之术”不可能不涉及“数术”,只是不要陷于数术以免把二者混为一谈。

阴阳家脱胎于“数术”,而“数术”的发生可能与初民们对自身命运的忧患和由此而有的对天文、地理、自然万象的神秘留意一样古老。《汉书·艺文志》曾历数古代数术六种,这六种数术分别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命”意识是隐帅于数术的主导意识,六种数术无一不出自人对切己的死生、利害、吉凶的关注和对死生、利害、吉凶之所系的“命”的猜度与寻问。“命”字最早见于周代金文,但与“命”相通的“令”字已更早地出现在殷人的卜辞中。《说文解字》谓:“命,使也,从口从令”。清人段玉裁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5由“天之令”释“命”,是对“命”的谛解。周人尊“天”,殷人崇“帝”,对周人说来的“天之令”,对殷人说来即是“帝”之“令”。自商而周,人们心目中的最高主宰虽由人格神意味上的“帝”演化为人格神意味渐趋淡漠的“天”,但对“令”(“帝”之“令”)或“命”(“天”之“令”)的信可则一直延续着。“数术”对“天数”、“地数”、“历数”的执著,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对“命”数的认定。无论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的“蓍龟”,还是以“貌、言、视、听、思”配称木、金、火、水、土而“起五德终始”的“五行”,或“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的“杂占”,甚至“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形法”6,其中都隐含了可上溯到天人之际的“命”的消息。“天文”和“历谱”似乎是最可以告人以某种不染涉好恶迎拒的知识的,但“历谱”在先秦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里毕竟一向被人们视为探知“凶阨之患,吉隆之喜”的“圣人知命之术”7,而“天文”也终久被用来“纪吉凶之象”以参验见之于人间世的“天”之所“命”。从殷墟发掘的甲骨卜辞可以推知,最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殷代,华人先祖就已开始了天文观测,并且已经在记录日食、月食和“新星”骤出等异常天象,而这些观测和记录所告诉我们的更多是当时人们对可能的人间变故的关注。所谓“天文”,在古人那里,无论是厘定二十八宿的位置,还是推算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说到底都是为了“纪吉凶之象”以兆告人们趋利避害。“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8,如此“历日月星辰”成全着中国式的天文学,但这样的天文学同时即是占星术。《国语·周语》载有周司乐官伶州鸠为周景王讲述音律缘起的一段话,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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