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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作者:黄克剑]  [来源:福建论坛]  [2012/3/19]
有学者认为,《周易》古经原本没有阴阳观念,《易传》以阴阳诠释古经,《周易》方被纳入阴阳所拓辟的视野,因此《庄子·天下》所说“《易》以道阴阳”并不确切,恰当的说法反倒应该是“以阴阳道《易》”。如此辨说《易》与阴阳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周易》的卦辞、爻辞尚无“阴阳”词句,那唯一出现“阴”字的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阴”不过是“荫”的借用。然而,“以阴阳道《易》”的提出者毕竟只是过分看重了《周易》的卦、爻辞,而对于这部可能“兴”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18的古经说来,真正重要的不是卦、爻辞,乃是蕴于“—”、“――”及其迭用成卦的意趣。探《易》之底蕴,须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功夫,执著于字词则不免会拘泥肤表乃至因辞害意。“—”、“――”未以阴、阳之辞相告,却早已寓阴、阳之意于其中,《易传》释《易》明确说出“阴”、“阳”并非把“阴”、“阳”加之于《周易》,而是对《周易》所蕴阴、阳之意——尽管还未达于自觉——的提撕或标举。《易传》可能并不像秦汉以下的诸多治《易》者所信从的那样为孔子所作,但也决非如清末民初以来的多数学人所断言,《易传》的编撰与孔子无关。《史记》对“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9的记载,不必执著为《彖》、《象》、《系》、《说卦》、《文言》等皆为孔子亲撰,但从《易传》对“子曰”的不厌其多地称引和孔子之“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20的剖白看,《易传》即使不是孔子所作,也是孔子开启重新诠释《周易》之端绪,为《易传》编撰导出了一个与儒家立教初衷大体相契的方向。“《易》以道阴阳”是对《周易》以“—”、“――”的排列组合为契机的隐在的易道的开示,是对内在于古经中的本有理致循其幽趣的抉发和升华;“阴阳以道《易》”则意味着阴阳外铄于《易》,并非出于《易》理生发之固然。前者由《易》而“道阴阳”,这阴阳不必即是阴阳家一家所称述的阴阳,后者由阴阳“道《易》”,却终于可能把《易》归结于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其学术义理受启于《易经》而又必至衍绎到《易传》者,除阴阳家外,至少还可举出儒家和道家。《易经》不是阴阳家独有的学术源头,《易传》作为对《易经》的解读或阐释,也决非以阴阳家之所祈为主导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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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阴阳”相比,“五行”与阴阳家的学缘要更复杂些。作为一种数术的“五行”,其要义在于以水、火、金、木、土五种质料与五方四时相配解释宇宙万物所遵行的某种时空秩序,并由此窥探世间人事之吉凶与这秩序的微妙关联。在《史记》中,“五行”与“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乙”诸数术家同被称为“占家”或“日者”,其《日者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聞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21可见,比起其他占家或日者来,“五行”家显然居于更被时人看重的地位。

甲骨卜辞表明,殷人已经有了“四方”和“四方风”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对相关材质作“雨”、“火”、“黄吕”(青铜)、“木”、“土”的命名。但这些还很难说即是“五行”说的雏形。五种材质还没有获得宇宙万物构成之最后成分的意义,而“四方”与“四方风”也尚未关涉于五种材质的性状或品质。在既经发见的甲骨文献中,一块卜骨上刻着如下文字:

“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因,风曰。

西方曰韦,风曰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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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曰伏,风曰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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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块卜甲上的卜辞则有:

“辛亥卜,内,贞帝于北方(曰)伏,(风)曰役。(求年)。(一月)。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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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卜,内,贞帝于南方曰,风曰ㄘ。求年。一月。一二三四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劦。求年。一二三四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曰韦。求年。一二三四。”23

卜骨之辞与卜甲之辞所说东方、北方的方名与风名全然相合,唯前者所刻西方方名为后者西方风名,前者所刻西方风名又为后者西方方名,而前者的南方风名恰是后者的南方方名,前者南方方名的用字(“因”)却与后者南方风名的用字(“ㄘ”)大有径庭。如果以甲骨文献与《山海经》所谓“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曰因乎”24、“有人名曰石夷(通‘彝’),来风曰韦,处西北隅”25相援互证,则南方方名、风名可以卜骨刻辞为准,西方方名、风名可以卜甲卜辞为准。自今人胡厚宣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最早经意考察殷人的“四方”和“四方风”观念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愈来愈接近一致的看法26。这里要再作申说的是,“四方”是空间方位,“四方风”则在很大程度上报告着殷商时期人们的若隐若显的时间意识——风的流动以直观的方式把时间带给空间或把空间带给时间,而一年中某一时令的风总以一定流向的风为主导,这使殷人有可能在对“四方风”的观测中渐次萌生只是在后来才有了春、夏、秋、冬之称的四时观念。上面所引卜骨刻辞,“析”、“因”、“韦”、“伏”与“”、“”、“彝”、“役”的配称,已经隐含了东、西、南、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时的配称,但这配称只是“五行”术得以发生的前提之一,“五行”术的真正形成则有待这一时空配称与性状各异的“木”、“火”、“金”、“水”诸材质的配称,并且也有待人们对作为第五种方位——它收摄其他四种方位——的“中”的明确觉识,以及与“中”相配称的所谓“季夏”从四时中的派生。

古人对水、火、金、木、土作为元始意义上的五种材质的确认,可能不会早于两周之际。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在向郑桓公陈述万物相成“和而不同”的道理时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27这可能是后来所谓“五材”之说的先声。此后,差不多过了一百七十多年,宋国大夫子罕由谈论兵事提出了“五材”的概念,他声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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