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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作者:黄克剑]  [来源:福建论坛]  [2012/3/19]
后来,又有五方帝、五音、五律、五数等辐辏于此,遂使一种神秘而又切近农时、政事的历法和祀法等得以在中国古人这里经典化。最初作了这经典化表达的《吕氏春秋》之“十二纪”,显然并非出于吕氏门客一时之创意,它无宁是战国时期诸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的集成之作。“十二纪”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每纪必列当位当时的日、帝、神、虫、音、律、数、祀、祭、天子居、乘、衣、服、食、器及节气、盛德之所在、迎时之方位等。如孟春纪,其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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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鴈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卿诸侯大夫于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揜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38

与孟春的“盛德在木”、“迎春于东郊”相应,孟夏则“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季夏则由南方“火”过渡到“中央土”,孟秋则“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孟冬则“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相配,又从夏令中分出季夏以配“中央”,而依次行“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于其中,“五行”循序相承,恰成一种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动势。三春、三夏、三秋、三冬,五行运贯其中的每一时令皆有所忌所避,也皆有所重所宜,如果从其所重所宜着眼,十二月中涉及天人相与诸事,其大端可列表示意如下:

辑录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有《月令》篇,其文字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首章相同。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语谓:“《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这说法诚然大体可信,但如果由此断言对天子依据时令以行政令的“月令”的倡说始于《吕氏春秋》可能并不确当。“月令”是春秋中晚期以降五行而阴阳家究天人之际以求在“序四时之大顺”的同时确立某种政令规范的结果,它把传说中的帝、神与默信于心的数等由循环相生的五行关联于人间世事,决非一人一时之创作所能成就。即令《吕氏春秋》对之有辑录、编纂之功,这辑录、编纂也必是以诸多既有的口头传述和文字撰著为前提。其实,《十二纪》或《月令》中所提到的时“数”或方“数”和天子循四时之序择居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说,在更早的典籍中就已有端绪可寻。例如,《墨子·迎敌祠》中对迎敌的部署的记述,其所涉及的色彩与数字神秘而极可玩味。凡东方,所设坛高、堂密、人数、神长、弩数,皆为“八”,南方皆为“七”,西方皆为“九”,北方皆为“六”;而主祭之旗、主祭之神象和将士服装等的色彩,则东方皆为“青”,南方皆为“赤”,西方皆为“白”,北方皆为“黑”。其四方之“数”与“色”与《十二纪》或《月令》之说全然相合,只是尚未提到“中”或“中央”,也不曾以四方之数与时令相配,可见此文必当早于《十二纪》和《月令》。从《墨子·迎敌祠》所传述的可能更早就被人们默许于心的四方数,到《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以这既传的四方数为四时数,其数正与后来重象数的汉代易学家所谓“五行”的“成数”一致,此即所谓:北,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东,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西,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当四方、四时扩展为五方、五时时,则又可谓:中,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这恰好与宋人蔡元定依“河出图”的传说与宋初道教大师陈抟的易理所绘“河图”(见图)各方位的内数(“生数”)与外数(“成数”)相符。

至于天子所居随四时更迁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的说法,《大戴礼记》的《明堂》篇也已发其先声。《大戴礼记》由戴德编次成书当在汉宣帝时,但《明堂篇》属先秦古籍应可毋庸置疑。其谓:“明堂者,古已有之也。凡九室。”又谓:“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明堂的修建虽用于礼仪,却对天地、阴阳不无所本,因此九室之堂“以茅盖屋,上圆下方”以取象于天地,且“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用赤色装饰门以象征“阳”,用白色装饰窗以象征“阴”,九室配以九个数字,自右至左、自上而下各室的“数”分别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倘依文中所述绘成一图,并对各室以“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命名,则恰好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所述天子择时而居的方位全然相契,而此明堂九室图又正与宋儒蔡元定据“洛出书”的传说和陈抟之易理所绘“洛书”图暗合。

四、五行相胜与邹衍的学说

“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主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

邹衍(约前305-前240),战国晚期齐国人,曾与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相与论学于稷下,其生平、学行不载于先秦典籍。《史记》中,《孟子荀卿传》、《魏世家》、《燕召公世家》、《平原君虞卿传》、《封禅书》等篇章每有述及邹衍的文字,虽语不甚详,但尚可备作稽考之用。与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其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境遇不同,略后于孟子的邹衍一度颇见重于诸侯:“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39但依司马迁之见,孔子厄于陈蔡,孟子不为齐梁所重,固然在于其自任以大道而不愿媚世阿俗,邹衍之学言虽不轨,却未尝没有借着奇诡之论对诸侯的吸引以“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之意。邹衍通辩术,这从《史记·平原君虞卿传》所谓“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可见其一斑。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释“绌公孙龙”句谓:“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邹衍著述亦颇丰,《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及《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只是这些著述在隋唐经籍志中已不见载,可见亡佚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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