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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考源

[作者:刘宗迪]  [来源:《哲学研究》]  [2012/3/19]
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几乎都笼罩在五行说的框架之中,要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首先就要理解五行说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古往今来,对五行说起源的解说可谓不厌其烦。前人或求之于上古生产工艺,把五行说的起源归之于先民对金、木、水、火、土五材属性的认知;或求之于古占星术,称金、木、水、火、土原为五大行星之号;或求之于甲骨卜辞,以卜辞中的五方说为五行说之滥觞。诸说纷纭,各执一端,其中,尤以五材说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由五材入手钩稽五行说的来历,其出发点是《尚书•洪范》。《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但是,这一出发点是否合适,却实在大可置疑。且不说《洪范》一文的来历是否足够早,其文是否确凿可据,就连它说的是不是五行说还是大成问题的。因为,五行说之为五行说,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和动力机制的体系,而不在于它把金、木、水、火、土五材或别的五种什么东西如此这般地凑合在一起。五行体系之精义,一在它是一个把世间众品分门别类的形态学分类体系,二在它是一个解释世间万象相生相克的动力学功能系统。但是,《洪范》中五材的排列顺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却与五行说体系中五材的排列顺序大相径庭,既非五行相生的顺序木、火、土、金、水,亦非五行相胜的顺序土、木、金、火、水,《洪范》之阐述,又只言及五材各自单独的属性和功用,而于五行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未及一词,也就是说,从《洪范》五行说根本不可能引申出五行生克的奥义 。因此,《洪范》之所谓五行,虽有五行之名,其所指是否就是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五行说,实难骤断,就像思孟五行说,虽有五行之名,但其所谓五行,实指仁、义、礼、知、信五种道德品性,与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五行说全不相干。 

五行说是一个系统,而对一个系统而言,重要的是其整体的结构和功能,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层面或某些单一的成份,因此,追究五行体系的起源,就是要追究其结构和功能特征的起源,其结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以“五”数的形式将各种现象分门别类,其功能特征则是以“五”数的对待循环原理解释各种现象的生成变化机制,因此,追究五行的起源,就等于追究,这种以“五”为基础对万物进行分类对变化进行解释的结构和功能是由何而来的。 

这种以“五”为准的结构肯定不会是来自金、木、水、火、土,因为世上有成百上千种材料,与人类的生活日用紧密相关的材料也绝非这五种,古人之所以从众多的材料中单单选中这五种,不是因为别的,只能是因为五行体系以“五”为准,只能容纳五种而已。也就是说,五行说单取五材,不是因为自然中仅仅存在金、木、水、火、土五材,也不是因为先民单单知道这五种材料,而是因为先有了以“五”数为准的分类体系,因此,就只能从丰富错杂的自然素材中选取五种纳入这一体系之中,正像自然界中不仅仅有五种色彩、五种声音、五种动物、五种气味、五种树木,但因为五行体系是一种以“五”分类的“先验”体系,因此,所有这些范畴中就只有五种能纳入其中。也就是说,不是五材引发五行,而是先有五行,才有五材,五行系统先于五材范畴而存在。 

那么,这种以“五”分类的结构是由何而来的呢?在五行体系众多的范畴中,何者才是“五”数的客观基础呢?也就是说,在五行说的诸层面之中,那一层面的要素客观地就具有这种“五”数特征并具有这种品类万物、囊括万有、经纬宇宙、贯穿古今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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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是时间和空间,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领会世界、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源远流长。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 。其实,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即东、南、西、北四方,而四方之所以又变成五方,是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因为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 。五时其实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四时,只在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季夏”,用来和“中央”匹配。总之,五方五时完全是从四方四时来的。 

追根究底,这种按四方和四时划分空间和时间的时空观是通过原始天文学建立起来的。稍有天文常识的人都知道,方位的确定和时节的划分相辅相成:东、西方向是依靠太阳的出入方位确定的,春、秋分太阳从正东升起,在正西降落,因此,东、西方的两个方位的确定有赖于春、秋分两个节气的确定,反之亦然,春、秋分的准确确定也离不开东、西方向的正确测定;冬、夏二时的则离不开南、北方基准,古人借助于立表侧影确定冬、夏至,根据在一年中每天中午太阳上中天时表木投影的伸缩推移而判断,中午影长最短的日子就是夏至,最长的日子就是冬至,而要准确观测中午日影的变化必须首先准确确定南、北方。总之,春、夏、秋、冬四时的确定离不开东、南、西、北四方的确定,反之亦然,四时配四方的观念即滥觞于此。《尚书•尧典》中羲和四人分至东、南、西、北四方测定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以“敬授民时”、“定四时成岁”,就体现了四时与四方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王应麟云:“作历之法必先定方隅,验昏旦,测时气,齐晷刻,候中星。” (《玉海.卷十》)“定方隅”即确定方位(四方和四维),“候中气”即观测四时仲气(春、秋分和冬、夏至),两者是制定历法的基本前提。天文观测中方位与时间的关联绝不限于这些方面,但即此已可见两者之息息相关了。其实,空间方位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分割的,除了分为四方之外,也不妨分为六方、八方、十二方、二十四方,而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把空间分为四方,追本溯源,正是缘于一年分为四时。 

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制度这种对人类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奠基作用,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五行说对于古代知识、思想、学术、方术的总括作用的出发点。历之时义大矣!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依据和人类领会世界的基本知性形式,而时间观和空间观最直观和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就是历法。人文之初,正是历法,建构了一个社会的时间节律和空间模式,规定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由于时间和空间是人们的宇宙观赖以奠立的基石,因此,对于人类精神而言,历法,就不仅仅是一串用符号或数字表示的周而复始的年、月、日、时辰,也不仅仅是农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春耕秋收、占年卜岁的时令依据,而且还是人们理解宇宙和历史的基本依据,正是因为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流年,才不再是一团浑朴未开的混沌,才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才有了天文、地理和人伦,天地间芸芸众生、森罗万象,岁月中纷纭世事、似水流年,都在这个秩序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和特定的意义,世界和历史才变得是可以理解可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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