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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怨”与“无畏”:先秦儒道死亡观分疏

[作者:程志华 张乃芳]  [2012/3/19]
摘要:先秦儒道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无怨”和“无畏”的不同智慧,有描生与绘死的不同侧重,它们相异且又相融。其智其美与先秦儒道对死亡本质、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价值界定和对死亡的超越路径的思考息息相关,是他们相同的“援天证人”的学术致思理路和“成仁”与“合道”的不同思想至高点在死亡观上的延展。

关键词:儒家,道家,死亡本质,死亡价值,超越死亡

人可以选择不正视死亡,但最终却无法拒绝死亡。在生死关头,如何才能平静地直面死亡?如何才能使死亡成为人之生命价值提升的有益契机?对它的解答不断地引发着哲学家们对生死价值与尊严的严肃思考。颇具原创性的先秦儒道学说对死亡的拷问直至今日依然深重地影响着我们对死亡价值与意义的探寻,因而,一再地、积极地审视先秦儒道的死亡哲思,是我们占有过去开创未来的必经之途。

在死亡来临之际,儒家君子可以“无怨”而死,道家真人则有“无畏”之死,儒道分别经由不同的路径,实现了生与死的价值与意义的相互支撑、相互建构,儒道之间也能够相互解构且又相互诠释的。先哲们的生死智慧共同指导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死进退的哲理之思。因而,“中国人一旦懂得在儒、道之间寻求互补,在伦理责任与适性逍遥之间跳来跳去,他们便成为面对命运捉弄而无畏无怨神贵族。”[1](p57)儒道两家的生死哲思不仅有智慧,而且有境界,他们共同书写了一体两面的生死图景,描绘了人的生死之美。儒家重在谈生,描摹出 “生如夏花之灿烂”的生之境界;道家着意论死,书写出“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死之境界。先秦儒道的死亡观彰显了中国“哲理人生”、“审美人生”的特点,饱含了对生死思考的智慧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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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道在死亡本质的理解上是基本相同的,都认为 “生必有死,生死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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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都说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并初步提出了生死气化的观点。如荀子认为人和万物一样都是禀气而生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2](p104)他还明确指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2](p238)在儒家典籍《礼记》中也有类似的生死气化、生必有死的论述。庄子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更加生动详实。他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3](p646)充斥世间的即是气,天下万物的成与毁都是由气之聚散导致的。

人之有生,生之必死,这些都是由必然的、不可把握的“命”来决定的。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p183)荀子也说,“死生者,命也”。[2](p346)庄子则认为,“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3](p543)。不仅是人的生死,包括人的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及世间寒暑,都是“事之变,命之行也”。[3](p184)“命”沿着其既定的轨迹而运行,人力对此无法干预,只能接受。所以在死亡问题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们从来都不会违背天定的“命”,为了延长生命而做任何徒劳无益的努力。

认识死亡“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面对死亡我们应当“怎么办”,并探究“为什么”应该这样的问题。所以,先秦儒道死亡观分疏的重点在于:比较儒道面对同样是必然、命定的死亡时分别展现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什么样各具特色的死亡理论,并探究其学术理路形成的内在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先秦儒道在对待死亡的态度、界定死亡价值的重心,和超越死亡的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

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有乐生恶死的自然情感,也有坦然赴死的理性抉择,道家则从老子到庄子体现了由全生顺死至恶生乐死的变化。

孔子在面对亲友的死亡的时候,表现出与世人相同的哀恸。弟子冉耕染疾将死,孔子哀叹痛惜。当爱徒颜渊死亡的时候,孔子更是表现出近乎绝望的、呼天抢地的痛苦。“噫!天丧予!天丧予!”[4](p170)这种对亲友死亡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与常人没有什么差别。当从者提醒孔子应当中和地表达哀思的时候,孔子以“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70)予以反驳,其乐生恶死的自然情感展露无疑。但是,孔子又并不是一味简单地顺此而求生舍死。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 [4](p100)。当他自己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也表现得从容不迫,如《论语·述而》中所载:“子疾病,子路请祷。”[4](p138)孔子予以婉拒,有生之时,“未尝有过,无善可迁”[4](p138),因而无须祷于鬼神,亦又死而无憾之义。而且孔子认为,即使死也要遵从礼制、维护礼制的神圣。如《论语·子罕》所记录的:“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4](p151)对此不合礼之举,孔子更是愤慨有加。孟子一样有欲生恶死的自然情感,所以他直言“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4](p452),但又指出,“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4](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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