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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辩》“三物”新解

[作者:张长明]  [2012/3/19]
摘要:在传统研究模式中,通常将《墨辩》“三物”类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认为“辩即逻辑”,形成了“墨经逻辑”的基本推理程式,即“三物论式”。实际上,“三物”是一种认知事物的认识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行程,即:察类,循理,明故。“三物”以论辩的方式来完成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揭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内涵。 

关键词:《墨辩》;故;理;类;主体;客体 

一、关于“三物”与“三段”

《墨辩》亦即《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和《小取》六篇的统称。《墨子·大取》云:“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墨辩》所论“三物”,即故、理、类三者,它是立辞的基本要件。故、理、类三者缺一,就不能生成或得到正确的辞即语句或判断。 

梁启超于20世纪初开创比较研究的风尚以来,我国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学者往往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参照来比勘中国名辩。正是在这种所谓对比分析中,《墨辩》的“辩”成了“逻辑的同义语”,“三物”则被比附为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变成了“墨经逻辑”的基本推理程式,即“三物论式”。张纯一指出:“墨子立论,其要诀惟在故理类三物而已。拟以希腊三段,故即大前提,理即小前提,类即结合之断案也”。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对“三物”亦持“三段”说,认为“理”即大前提,“故”即小前提,“辞”是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来的结论。我国最近二三十年出版的先秦逻辑史著作也大多持有类似的看法,即《墨辩》“三物”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然而,这种认识和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的推理或论证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推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推理或论证就其实质来说即是命题与命题之间的推导关系,因此,离开命题就谈不上推理和论证。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不论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还是传统三段论,都是指以三个直言命题构成的一种推理模式,其中两个直言命题是前提,一个直言命题是结论。因此,如果说“三物”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相当、相类,那么,“三物”的表达形式就必须是命题,准确说是三个直言命题。否则,所谓“三物论式”就无从谈起。 

然而,在《墨辩》中,“三物”是作为基本概念或者说基本范畴提出来的。“故”是什么?《墨子·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故”即事物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条件。而“故”是否表现为命题,又是否表现为直言命题?《墨经》作者一概未予论及,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无有涉及。“理”是什么?“类”又是什么?它们是否表现为某种确定的命题形式?《墨辩》亦同样未作陈述或说明。从上述引文明显可以看到,“辞”根本就不是“三物”之物,更不在“三物”之中。“辞”虽依赖“三物”而生、而立,但“三物”在“辞”之外,“辞”与“三物”是不同认识层面的概念。《墨子·小取》云:“以辞抒意。”这里仅指出了“辞”的作用,即辞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虽然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墨辩》的“辞”与西方形式逻辑的“命题”大致相当,但是,依赖“三物”而生成的“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墨辩》作者也没有给予具体的说明。既然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由特定的直言命题形式构成,而“三物”是否表现为命题,它们有无确定的命题表达形式都不清楚,那又怎能断言“三物”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相当,断定它是“三物论式”,并与三段论相比类呢?

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上述研究者的“三段”说本身还包含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例如,有研究者将《墨经》的“事物成因”之“故”,引申为“逻辑根据”,即论证的论据。然而,按照西方形式逻辑有关推理与论证在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推理的前提相当于论证的论据,推理的结论相当于论证的论题。即使依此对应关系来加以比附,那么,“故”也应当是三段论大、小前提的统称,而不应仅仅归结为小前提或大前提中的一个。再如,如果将“理”理解为西方形式逻辑的规律、规则,那么,作为元逻辑范畴的形式逻辑规律、规则,又怎能成为某一具体推理或论证形式中的一个语形成分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表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三物即三段”之说无法成立,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后期墨家“三物”的思想实质,揭举“三物”的原初本义,提供了重要启迪。 

二、“三物”的认识模式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三物”,揭示出“三物”的思想实质,必须与《墨辩》中“辩”的认识论特点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考察。脱离后期墨家对“辩”的认识、理解,孤立地去看待“三物”,就难以捕捉和挖掘到“三物”的真义。“辩”是理解“三物”本义的钥匙。 

长时期来,我国的墨学研究忽略了《墨辩》中“辩”的认识功能与“三物”的内在联系,在对“三物”的认识上形成了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将“辩”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形式逻辑,“三物”的本意因此而不能被准确理解;另一是将“辩”片面地归之于一般意义上的言语行为,从而忽视了对“三物”认识论意义的深入探究。实际上,《墨辩》“三物”是以论辩的形式揭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模式,即察类、循理、明故。

《墨子·经上》云:“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说上》释云:“(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又《墨子·经说下》云:“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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