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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五:乌托帮的政治理想和失败的政治实践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墨子提出兼爱、尚贤、功利、节欲等社会准则,直接危害了新兴地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墨子兼爱和尚贤的思想,从其基本的阶级特征而言,它突破了血缘的樊篱,冲击了家庭宗法的等级制度。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因而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是其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条,表明了君统和宗统的结合,王权和族权的结合。家族宗法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必要构成部分,孟子所说的“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所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本质。孟子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是因为墨子的思想危及了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墨子强调“官无终贵,民无终贱”的平等思想突破了血缘门第的束缚,墨子要求“有能则举之”的政治平等是直接针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等级体系,威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家庭宗法为基础的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只有这种社会秩序才能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生存和发展。政治等级和宗法等级不仅是地主阶级维持政治统治所必需,而且在小农经济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在心理上也能心安理得地承认和接受。荀子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使”,①“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容辨异,县君臣”②等等论断,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墨子兼爱、尚贤、平等思想不合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需要的空想特征。

墨子代表小生产劳动者要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思想,直接触及到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并且,墨子的功利主义与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极力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价值观念不相容。墨子提倡节用、节葬、非乐的禁欲主义,也不合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追求奢侈享乐的口味和以富显贵的政治需求。

墨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虽然能激励起一部分人的政治热情和信仰狂热,墨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虽然能凝聚一部分的信徒,构成了一个类似宗教式的活动集团,但总的说来,它们从思想到实践不符合社会普遍的心态,很难得到社会普遍长久的支持。庄子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①司马迁评论说,“墨者俭而难遵”。②这些评价说明墨子的理想大高,不合常情常欲,很难实现。在墨子的学说中只有受苦的说教,没有享福的预示,因此,很难长久地吸养大批信徒。为了实现墨子这个大同理想,墨子既要求信徒在生前过着异常清苦的物质生活,就是在墨子的理想社会中,也仅以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温饱生活为足,又要求信徒死后仅以寸棺薄葬,并没有死后享受天堂之福的心理补偿。从表面形式看起来,墨子大同理想和实践精神是伟大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是可赞而不可行,可望而不可即。生也苦,死也若,人生是一片苦海,既没有现实的乐园可以憧憬,也没有死后的天堂借以慰藉。不象其他宗教,虽然生前要求人们遵守清规戒律,清心寡欲,死后却为笃诚的信徒提供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天堂生活,等待着信徒们脱离人生苦海后去享受。宗教的魅力正在于使信徒感到人生太苦,相信笃诚信教可在死后的天堂得到补偿。从这点看,宗教是从死后的美好世界鼓舞了生前吃苦的理所当然。现实的吃苦和理想的美好的心理上互补,从而能在实践上赢得众多的信徒,发生持久的影响和凝聚力。墨子的学说却并不提供一个死后的天堂作补偿,“其道大觳”这个评语确实中肯。墨子给人提供的就是吃苦。这违背了人的自然物欲的本性。墨于的吃苦禁欲主义违背了自然人性论的另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人不仅仅为了生存,生存只是起码的第一步,而且人活着会不断地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墨予以自苦为极的道德生活准则和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然欲望相悖,正是这种物质利益的欲望,促使了各个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的政治活动。墨子虽然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困境,大声激呼和勇敢地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但墨子不能进一步提出能鼓舞他们人生及为之斗争的美好前景。不管是生前的富裕生活还是死后的天堂,墨子都没能用生前死后的幸福前景来吸引他们。从这个角度看,墨子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要氏久地吸引、凝聚广大小生产劳动者及其他社会阶层确实是很困难的。

从墨子本身的政治实践看,存在着两个根本弱点。其一,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缺乏通过必要的迂回曲折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二,墨子的思想虽有一种比较彻底的平等感,但是缺乏一种翻天复地,颠倒乾坤的精神。墨子虽然大力倡导实干,注重实际,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更多地沈航于说教改良的幻想之中。

墨子一生周游列国,对各国君主宣传其主义,并自负地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天下唯一可安国定邦的真经。“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①其弟子入仕各国者也不少,虽然有些君主愿意听墨者说教,但不愿实行之。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既不审视自己主张的可行性,从而审时度势作出适当的自我调节,也不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方法,迂回曲折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是采取言不听不处其朝,义不行不任其事的作法,一走了之,以示清高。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这种作法是相当幼稚的。政治活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活动,是社会各阶级相互影响的综合效应,很少有直线、捷径的实现方式。墨子也没有认识到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的实现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这一政治主张应能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存在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阶级力量和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一种政治理想超越了社会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的物质条件,虽然可能很有魅力,但一接触到社会实际,便成为美丽的泡影了。不仅统治阶级姑妄听之,就是连在某种程序上代表了自己利益的社会阶级也往往是姑妄听之,并不认真对待它们,更不要说去实践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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