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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五:乌托帮的政治理想和失败的政治实践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二)空想的政治理想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也是墨子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墨子提出了尚贤、禁欲和非攻三个基本措施。尚贤择君择礼是为了能一同天下之义,使贤君、贤礼能领导、管理社会,实行兼爱。禁欲主要是禁上之欲,要求约束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节约物质财富,有利于发展生产。墨子禁欲的主张具体表现为节葬、节用、非乐。只有禁上之欲,才能有利于万民。墨子认为战争对社会财富、生产、生命所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只有实现非攻主张,各国之间才能相安无事,这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久治长安。下面我们简要地论述、分析一下,墨子这三大措施的基本内容、目的和之所以为空想的理由。

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特别是由庶民上升为士,成为庶民阶层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阶梯。因此,要求尚贤,举贤才是当时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尚贤就是反对以血统门第世袭的“任人唯亲”的举官制度。用“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是西周官学瓦解,私学兴盛过程中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国家政权直接代表了某一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直接关系到本阶级的利益。“任人唯亲”的举官制度阻碍了士庶阶层在政治上的发展,而现实政治制度的腐败又强烈刺激了“任人唯贤”的政治要求。孔子提出了举贤才,墨子提出了尚贤,就是这股“任人唯贤”社会思潮的两种典型观点。

孔子要求举贤才是劝导贵族统治阶级能明智地看到举贤才对治国安邦的作用。“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在,则民服,举在错诸直,则民不服。’”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同,赦小过,举贤才。’”②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只谈君主选拔有用之才,而且大都限于贵族士大夫阶层。因为,孔子认为贤才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克己复礼,且礼不下庶人。另外,孔子也不谈淘汰高居官位的不贤之才。所以,孔子举贤才的思想是在克己复礼的基础上,对现有贵族统治的一种掺沙子的改良措施。

墨子同样认为尚贤是国家政治之本,“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③但墨子尚贤的具体内容和目的,鲜明地代表了小生产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墨子尚贤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的平均主义,“官无终贵,民无终贱”。④尚贤首先要求“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劈颜色”,⑤即墨子认为举贤才就必须突破血统和社会地位,“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举义不避远”。⑥“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①其次,墨子不仅要求尚贤,而且将“无能则下之”②作为“有能则举之”的尚贤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③这种不分政治等级的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尚贤思想直接威胁了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墨子明确表现了生产劳动者的政治要求,不仅要求废除那腐败无能而身居高位的贵族统治,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且要求剥夺他们无功受禄的不义之财。其三,墨子将尚贤提到天之法仪的高度,并将择君也列为尚贤的内容。“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④这说明,墨子的尚贤思想包含了一种由下选上的原始社会的遗风,上至君主,下至各级官吏,百姓万民都有权利尚贤择选。在尚贤择能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大夫与小人之类的血统贵贱之差异。

墨子提倡禁欲,主张节用、节葬、非乐,是基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不高,生产的物质财富不很丰富,而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状况。富者奢侈,贫者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而墨子的禁欲主张是针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是为了百姓万民能足衣足食,免除饥寒交迫。墨子认为,为了将有限的社会财富节约下来,以均天下之利,就必需限制贵族统治者在生活上的奢侈浪费。“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①,墨子认为一个国家注意节约,不铺张浪费,从中所得的利,足可同取于地中之利相比。国家政务诸事应以“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为原则,“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②反对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

人之生者尚且要堵绝奢侈,那么对死者葬丧形式的浪费就更是不可容忍。“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③所以,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于之事”。④因为墨子认为孝子仁义之事应以“富贫众寡,安危治乱”⑤为标准。厚葬久丧之法,其一要浪费大量财富用以陪葬;其二要残杀大量无辜,用以殉葬;其三要荒废各种生产活动,影响民之衣食;其四要妨碍男女之交,减少人口劳力的繁殖。所以,厚葬久丧之法是以使民寡国贫天下乱,实是天下之害,而不是兴天下之利。它合于桀纣幽厉之事而逆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当然,厚葬久丧之法不仅是贵族统治阶级对生前奢侈生活享受的继续,而且是维持政治特权的一种象征。墨子提倡节葬,主张棺三寸,衣三领,挖穴可埋的葬埋之法,实是致孝于亲,不失死生之利者,这种节葬之法,即是对贵族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的一种制约,也是对他们政治特权的一种限制。

墨子非乐,是因为墨子判别是非得失的标准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所以“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①墨子认为,制乐是属亏夺民衣食之财之举。既然制乐与民无利,则仁者就不应该做。墨子为论证非乐的合理性,将制乐器和制舟车相比较。两者同样厚敛乎万民,然而舟车行便能使民息其足,休其肩背,于万民有利,万民虽出财力资之,但不以为恨。乐器则不然,它只是为了贵族耳目之娱,却无利万民之处。民之衣食之财不能乐声干戚所得,非乐理所当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②王公大人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结果废男耕女织之事,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且靡靡之音,移人性情,使人耽于酒肉,废人强力从事,实是丧家亡国之音。墨子说:“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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