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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五:乌托帮的政治理想和失败的政治实践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非攻是墨于一生极力倡导而为之奔波的主张。止楚攻越,止楚攻宋,止鲁攻郑都是墨子实践其非攻主张的典型事例。墨子的弟子“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子,使高孙子请而退之。”①胜绰为了厚禄,违背墨子非攻的主张,三次助齐侵鲁,所以墨子派徒要胜绰离开项子牛。

春秋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频繁,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攻伐兼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战争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衣食人口、生产、生活等等方面。不管是胜者还是败者,战争创伤的恢复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各家学派对战争问题,从政治历史角度,从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兵法的出现,兵家学派的形成,军事家群体的产生,这一切都是当时战争频繁而激烈现状的反映和结果。

墨子非攻表明了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战争于国于民有百害无一利。兴师征伐,祸国殃民。其一,必废农时,“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②其二,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矛戟戈乘车,牛马百姓,损失不可胜数。③其三,就是胜者,“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④其四,根据对等互报的原则,“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⑤一时依仗自己的国力、兵力,以攻战于天下,显赫一时,但终将会被别国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遭灭国之祸。因攻战而自亡其国,史不乏其例。吴王阖闾、夫差两代数年攻伐,战绩辉煌,九夷之国宾服,“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结果,吴国反为越王勾践攻败而灭国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所以,墨子认为,以人为镜,则知攻战实是不吉而凶。其五,非攻而以德服天下者,获利远甚于攻伐,“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②

从小生产劳动者对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社会的追求到不分贵贱的尚贤,限制贵族特权的禁欲,反对残害百姓的战争这三个基本措施的提出,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是必然的。墨子从小生产劳动者的立场与利益出发,提出用尚贤、禁欲(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主张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并且从理论形式论证了尚贤、禁欲、非攻的普遍意义,是一种天之法度,如同墨子所构画的兼爱社会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一样,也是一种天志的表现。所以,墨子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尚贤、禁欲、非攻的思想是小生产劳动者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思想、情感、利益和愿望的一种反映。小生产劳动者并不代表当时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导方面,也不构成当时社会的基本力量。因此,墨子的兼爱社会只不过是小生产劳动者的美好愿望,他所提出的尚贤、禁欲、非攻的具体措施也不免流于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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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际是生产关系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可以自由买卖,这使得土地买卖作为财产积累的一种方式,吸收了大量的社会游资。各级官吏、富商巨贾、自由农和各类士都把上地的占有作为一种固定的资产投资。这样,一个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就兴起、壮大了。由于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智力上、活动能量上的巨大优势,就自然对政治上的权利,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小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虽然在物质利益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对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他们又是站在一起的。

新兴的地主阶级面临着双重任务和两方面的敌人。一方面,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限制了它们政治上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宗法贵族,建立新的适合于地主经济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宗法贵族自然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打倒的对象。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反映。同时,地主经济是建立在压迫、剥削小生产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在政治制度上,保护地主对小生产劳动者的剥削、压迫,成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必须考虑的问题,他们决不会和小生产劳动者分享新政权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举贤才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政治策略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是“法不阿贵”,抑制宗法贵族,防止他们的复辟,另一方面又是“严刑重罚”以对民,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墨子从政治平等出发的尚贤思想不仅针对西周宗法等级,而且直接威胁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相当活跃,其根本目的是要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之间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导致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以兼并为目的的攻伐战争是必然的结果。政治上的胜利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生活上的享受不仅仅是一种物欲的奢侈,而且有一种暴发户在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慑。厚葬、奢用、娱乐,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墨子提出的薄葬、禁欲、非乐是经济上平等主义的要求,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动摇他们政治上的权威。

地主阶级是想重新安排社会的阶级秩序,他们既反对原来的等级秩序,也反对绝对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等级结构,并以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地主阶级建立新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努力符合了当时社会随着土地、财产私有化而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他们用战争方式解决了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并使分裂的局面渐趋统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到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都是通过战争途径,最终从制度上解决了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也就是说,战争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形式。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充满着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生死存亡,朝夕可变。墨子代表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呐喊,呼吁倡导兼爱、尚贤、禁欲、非攻无异是不合时宜的。墨子这些思想虽然不乏感人的力量和真诚的情感,确能拨动社会一部分人的心弦,激发他们的热情,然而在历史的铁流中,这些思想过于空泛,缺乏现实的物质力量,虽激起不小的旋涡,然而总究被淹没。犹如空谷回响,虽缭绕悦耳,然总归于死寂。随着小生产劳动者在经济和人身上对地主经济依赖程度的加强,墨子的这些平等思想也终将被“富贵在天,生死有命”的观念所替代。要求政治平等的尚贤,要求经济平等的禁欲,要求人生自我保障的非攻,都犹如肥皂泡,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一破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结构在历史铁律的作用下,碾碎了小生产者的一切幻想和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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