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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五:乌托帮的政治理想和失败的政治实践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物质生产的本身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用,既然墨子实用重利,那么凡是有利有用于万民的物质生产都应极力充分加以发展。但是,墨子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观念又阻碍物质生产的发展。墨子以身作则,倡导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仅以生存温饱为物质生产的基本目的。这种观念和行为显然是不能促进物质生产在数量上、品种上、质量上的进一步发展。墨子从自然人性立论强调赖其力者生,但他只看到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没有看到对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墨于看到了当时广大小生产劳动者生存的艰难困境,故而强调天下之不足为天下之公患,倡导节欲。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不断追求,这是人的本能需要。禁欲节俭的做法不符合人的这种自然本性。人对物质生活以及由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是随着人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这种对物质、精神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力量。墨子过于强调节俭,确使人感到生活的贫瘠和生产的艰辛,这对提高小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极为不利的。对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来说,往往会因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放弃有价值的生产技术的发明,生产工具的改进,忽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长远的综合效应。用节俭自苦的方式来解决损有余益不足的均利问题,而下是靠以促进发展生产,提高消费生活水平的方式,墨了的这种思想是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可能真正由此达到天下均利的理想,相反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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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墨子也没有看到社会是人们相互联系的一种集合体,而人在生产活动中必然要和各种自然现象发生关系。这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现象之间,人与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人际之间的精神、心态的平衡、调节问题亦是人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音乐、艺术等人类活动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理调适的需要。墨子非乐,只看到乐之不能实用生利,并以音乐能移人性情,荒废生产为由而非之,而没有看到音乐人情调适之必需。音乐的作用,其大者起了一种社会心理协调的作用,小者则调节了个人的情绪和生理节奏。在喜悦、哀丧的仪式中,音乐表达了人的喜怒哀乐的各种感情,并以此联络了人际之心的情感。音乐对人的教化有一种潜侈默化的作用,荀子说:“乐中平则民和不流,乐庄严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①荀子这段批评墨子非乐的文字,确实揭示了墨子在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禁欲的弊端,论证了满足人类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对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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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实用重利和禁欲的矛盾,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由于生产环境、社会地位的限制,对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一种狭隘的看法。小生产劳动者不能认识到社会是由各个不同利益阶级所构成的集团。彼此的利益虽然是对立的,但也往往彼此联系、制约。要用同一种节俭禁欲的方式来要求各个社会阶层,不仅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很难接受,就连小生产劳动者本身也感到自然人性受到压抑。历史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以禁欲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生活消费要求的提高,以此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方式实现的。墨子实用重利和禁欲节俭的背反,只能说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而是一种贫困式的原始大同的社会理想。

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批判是诸子私学思潮的一个基本方面。孔子、老子、墨子虽然是不同社会阶级的思想代表,但他们都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黑暗面都作了相当清醒和理智的揭露和批评。相比之下,墨子对社会的批判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这和墨子本身作为其所代表的小生产劳动者的一员有关,他对社会的黑暗有更切身的体会,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有更为自然本能的愤怒。但是,墨子激烈的社会批判一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时,却明显地表现出保守改良的特征。这种保守、改良的特征说明当时小生产劳动者力量的分散和薄弱,他们把改善自己生存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圣人贤君;寄托于温和的改良;寄托于贵族统治阶级的明智。墨子希望贵族统治阶级明白损有余益不足,上下均利对自己有利的道理。“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醛粟盛,以祭上帝鬼神”,①小生产劳动者有了生存条件,他们才能创造王公大人所需的物质财富。墨子并不想打倒、推翻原有的各级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农与工肆之能人,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吏,希望他们能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这种有能则举之的尚贤思想一方面固然表达了小生产劳动者要求政治平等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生产劳动者把自己境况改善的希望放在入仕做官上,想变成新的富贵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②确实,在当时,庶民从学入仕平步青云而富贵的社会现象较为常见。这种社会现象给小生产劳动者中的一些佼佼者提供了条件和希望,并被夸大、想象为小生产劳动者摆脱贫困的一种普遍出路。

墨子温和的改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认为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可在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原则下得到调和统一。墨子一再倡导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个利与害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对小生产劳动者而言,而且也是对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而言。这种普遍意义的利与害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及其利害关系虽然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相互依赖而存在,但是阶级的冲突,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能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来解决的。其二,墨子背周礼而用夏政,是希冀用对原始大同的朦胧回忆及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的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将其理想化,普遍化,当成一种人入可以遵守的社会准则,使其对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约束力。这样,人人都成为谦谦君子,社会丑陋的黑暗面就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兼爱、交利的大同社会又会重新恢复。其三,墨子的禁欲节俭,自苦为极的主张,虽然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但也同样要求小生产劳动者。墨子将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只限于得食、得衣、得息等起码的生存条件,并不鼓励他们对物质利益提出更高的追求。墨子这种得此而足的主张,即一方面要求统治阶级收敛其剥削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生产劳动者不要过多要求,虽然墨子认识到小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确实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愤慨,另一方面也往往心满意足于有个温饱的生活条件,害怕过多的物质要求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他们所梦想的太平和康乐的生活。其四,墨子将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改革付绪于游说少数人君世主,以为只要有少数明君贤主能采纳他的主义,实践他的政治主张,那么兼爱交利的平等社会就会实现。他一生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对统治阶级进行说教,而且坚持言不听不处其朝,义不行不谋其官的原则。这虽然说明了墨子对自己主义的坚定性,但也充分表明了墨子实现其主义的手段只有说教改良。墨子并不想在实际行动上组织小生产劳动者以暴力的形式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没有在理论上宣传或论证暴力造反是小生产劳动者能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平等的最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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