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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五:乌托帮的政治理想和失败的政治实践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墨子政治实践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下层的小生产劳动者是墨家集团的基本力量。春秋战国之际,小生产劳动者是一种个体的自由劳动者。他们是刚刚从“工商食官”的制度下解脱出来,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比较薄弱,这使得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有可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和生活处境,加入到处奔走,常无定处,以求天下之利为目的的墨家集团。同时,小生产劳动者分散经营的特点,使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有人用权威的力量来解救和保护他们,从思想上他们容易接受以巨子为领袖的墨家集团的组织形式。小手工业生产者的行会制度有比较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师傅的权威力量和学徒期间相当刻苦的生活磨炼所留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又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墨家集团的各种严格的教规。在平时生活中,小生产劳动者普遍存在互助友爱的风尚习惯,这使得墨家集团能在集团内部实现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利交人的教义,使得墨家集团有可能在经济生活上维持下去。《墨子·耕柱》篇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明了墨家集团内部实行了有财相分的主张。墨子弟子耕柱游仕于楚国,墨子几个弟子路过楚国,耕柱子仅以几升之食招待。这几个弟子因其招待不厚,回来报告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做官于墨家无益。墨子认为未必这样。后来,没过多久,耕柱子派人送十金给墨子,并表示自己有罪,没有及时给墨家集团以经济援助,今天送上十金给先生,请先生相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社会比较合乎小生产劳动者的心态,而“有能则举之”的政治上机会平等的主张,更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墨者平时从事的工匠技术活动,例如制造各种守城机械等等,也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在这样的集团中有用武之地。上述的这些条件、因素都使得墨子能吸引和凝聚小生产劳动者加入其集团。

墨子政治实践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任侠仗义,“士为知己者死”的作风。这种信义重于生命的道德观是当时社会的风尚,“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道德品质,一批以死相报于知己,以命证其信义的文士、武士及平民百姓都得到世人交口称誉。如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田光自杀报太子丹,侯赢自杀报信陵君都被传为一时美谈。这种任侠仗义的作风在墨家集团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言必信,行必果”是墨者必须遵守的一个信条,墨者巨子孟胜以死报阳城君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孟胜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墨家的这种以死报知己,以命践信义的精神,才使墨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才会求严师、贤友、良臣于墨者之中,才会使墨学不绝,信徒倍增。如果巨子一旦偷生忘义,则墨学必绝于世。墨者这种任侠仗义的作风,一则使墨者能被各国君主作为“死士”、“敢死队”所利用,这类“死士”确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所需要的;二则也是墨者集团一个重要的凝聚力,尚勇重义,达信轻生确使墨者摈弃了尘世俗事的困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①世称墨子之门多勇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游侠的描述和墨者的行为极为相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②这和墨子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③“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④如出一辙。“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⑤司马迁在这里称颂的虽是汉代游侠,但汉代游侠是墨者的遗风余韵,小生产劳动者正是布衣之徒。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以身殉田横的故事和墨家弟于83人以身殉墨家巨子孟胜的事迹其精神实质完全一样。

(二)墨子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墨学虽为当时显学,其弟子充满天下,显荣者无数,但是墨子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现,他的政治实践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是在于,墨子的政治理想不适应当时新兴封建地主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建立和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①既然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能满足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此基础上墨子进行的政治实践的失败就是必然的结局。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墨子政治实践失败的若干原因。

墨子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物质利益和思想而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是战国争霸的政治局势所不能接受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美好愿望不能代替由客观经济、政治矛盾必然导致的,必须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现实。战国争霸的现实需要的是战争所必需的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墨子非攻的空谈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更不能由此获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春秋战国期间政治斗争、战争异常激烈频繁,既有对北方氏族的战争,也有诸侯间的兼并和诸族内部的内战。“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②“争地以战,杀人有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③战争状况的激烈频繁虽能刺激对战争器械的研制,但应看到,在当时的战争水平,战争器械在战争的胜负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决定战争胜负和称霸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耕战问题,做到足兵足食,这是春秋战国诸侯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胜败存亡。“礼堕而修耕战”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战争年代,社会需要的是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为他们能提出解决耕战问题的策略和具体方法。虽然各国诸侯都以乐养贤士为荣,但这只是一种时代风尚的虚荣心,也是一种争取真正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军事家所必需的手段。《管子·治国》篇有一段话很中肯地揭示了这一时代需要,“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这个道理谁认识得最清楚,贯彻得最彻底,采取的措施最得力,谁就会成为政治斗争和战争的胜利者。当时的理想主义者儒、墨两家之所以显而不为世用,就是没有认识到足兵足食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虽然孔子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他认为信比食、兵更为重要,“民无信不立”。①卫灵公曾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②墨子虽然强调赖其力者生,但他的着眼点不是为了解决战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足食问题。相反,墨子提倡兼爱非攻,《管子·立政九败解》批评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险阻不守,士卒不战,亡国指日可待了。墨者的游侠作风,虽能替人主卖命,但作用范围毕竟很小,且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游侠以武犯禁,下驯难制,“士为知己者死”,往往会为个人的信诺而蔑视、触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政令一统,令行禁止的政治秩序。游侠往往对小国、弱国更有用,因为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小,使它们不可能寄希望于获得战争的胜利。小国、弱国更迫切希望利用游侠的力量,用死士阴谋行刺的方法来挽救亡国失败的命运,这毕竟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一时谋杀的成功确会改变某些政局、战事的进程,但无法根本改变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无法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游侠的存在对建立统一的封建统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秦始皇焚书,以吏为师,儒墨皆微,然至汉代儒学中兴,而墨学却一蹶不振,几成绝学,个中原因,墨者的游侠作风确是一个重要因素。顾颉刚曾中肯地分析了这个现象,“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测,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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