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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三:重视物质生产是墨子思想的基础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结果,一方面是出现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如地主、小生产劳动者(包括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商人。这些新兴的社会阶级没有显赫的祖先可炫耀,也没有世袭的权力可凭靠。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生存和谋求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宗队结构的失控,西周官学的瓦解,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追求、保护自身的物质利益成为新兴阶级的社会价值观。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更能切身地体会到以力谋生,以力谋利的艰辛,更能理解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因而强调重视物质生产,强调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天下共利为中心内容的功利观就自然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一、墨子尚利贵义的功利观

儒墨对立的一个基本点是儒者喻义不喻利,墨子明确提出尚利思想,认为利就是义,贵义就是兴天下之利。儒墨对义利关系看法的分歧,其根由,前者轻视物质生产,后者重视物质生产。再究其因,孔子忽视了人的自然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是从人的自然人性(衣、食、住、行、男女之交、人类的生殖繁衍)出发来研究人际关系及人的社会活动。墨子从本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生活经历和从事生产的实践懂得,衣、食、住、行是人民百姓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当然十分懂得物质生产对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是因为全部人类都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从事物质生产是求天下之利的基本手段。从这点出发,墨子对各种生产技术的价值判断是以利人实用为基本标准的。

(一)义利之争是一个时代命题

春秋战国之际,政治上,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动荡。各诸侯,各私室大臣各以自己的力量争霸问鼎,逐鹿中原。国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关系,所以有“春秋无义战”①之说。争霸的现实使利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观念嵌入人们的头脑之中。然而,原先的西周等级制度、天命神学作为一种传统力量的积淀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仁义还是作为一面旗帜起着装饰作用,“尊王攘夷”,“奉天子以令诸侯”还是争霸斗争中一种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的社会阶层,如小手工业者、商人脱离了原来的等级或宗族的束缚,成为一种自由民个体。生产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土地的私有化,使这些自由民个体的生存、谋利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传统思想观念潜在的束缚和影响,旧有社会关系的残余,这种种又阻碍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被社会所接受。义利之争不仅仅为统治阶级、知识阶层所关注,而且也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工商食官局面的瓦解,个体的贩运商业迅速繁荣。这种贩运性商业以个人盈利为最终目的,个人的盈亏成为判别商业行为的价值尺度,追逐盈利成为商人的基本动力。同时,这种贩运性商业也促使了具有专门手艺的自由个体工匠必然大量涌现。这种自由个体工匠是以各自独特的技艺作为谋生、求利的手段。《墨子·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等等。文献的这些记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自由工匠已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已从经济上的谋利发展到追求政治上的权利,这是个人功利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特殊技术的形成,制作方法的保密性这两个原因,使手工业制品的品种分布具有明显的地方差别。例如,衡山是当时著名生产军用品械的地方。①这种生产状况既刺激了贩运商业,又愈使手工业技术的专门化和生产的家庭化。自然,以追求个人盈利的功利主义倾向也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些具有专门手艺的工匠都是通过“父兄之教”与“子弟之学”训练出来的,“相语以事,相示以夸,相陈以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①《考工记》对“工”所下的定义是:“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专门技术是工匠谋生的手段,为个人、家庭谋利是工匠生产家庭化的基本原因。手工业生产的家庭化的形式使个人功利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趋向。《庄子·逍遥游》有一则故事,虽有寓言之嫌,但一方面确实说明了专门技术的保密是手工业生产家庭化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已成为手工业工匠行为对否的判别标准。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工匠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另一基本力量。他们和小农的物质生产满足了整个社会衣、食、住、行各方面需要的生活资料,个体的贩运性商业成为社会物质资料主要的流通渠道。个体工匠、小农、商人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力量,他们以力谋利的社会价值观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心理。货币广泛的流通,贩运商业的发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功利至上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是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新兴阶级,特别是商人,由于经济地位的上升,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自然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生活享受上要求和旧贵族阶级相抗衡、相平等。《诗经》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这些庶民阶层的兴起及其对政治权力和生活享受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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