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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二:墨子与墨家学派

[作者:邢兆良]  [2012/3/19]
对现存的53 篇其真伪及成书年代,治墨各家划分的标准及根据不一,看法也不尽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经、说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谁。有的治墨者认为,这6 篇的作者是后期墨家,此说以孙诒让、侯外庐为代表。有的学者认为经上下是墨子自著,而经说上下,大、小取则是后期墨家所著,此说以梁启超、高亨为代表。有的则认为这6 篇都是墨子自著,此说以鲁胜、毕沅、詹剑峰为代表。治墨各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墨子曾著过书是一个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墨经》四篇(经、说上下)是墨家的基本典籍,类似墨家教义,虽在转辗抄写、传授的过程中不免有后学增益,但基本应是墨子原著。《墨经》四篇当视为墨子自著,理由如下:

其一,《贵义》篇记载,墨子曾献书惠王,惠王称为良书。①墨子作为一家宗师,所献之书当然是墨子自著的,是墨家的基本经典。后来楚威王又曾读过墨子的书,认为“其言多而不辩”。②这个断语和《墨经》四篇(经、说上下)的内容、形式十分切合。经、说上下四篇辞句精炼,内容丰富,所以可称“言多而不辩”。四篇的内容涉及到墨家的各门学问:政治、经济、科技、哲学、道德,它们包括了墨子思想的三大基本倾向:经验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倾向,兼爱、重利的政治倾向,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的道德倾向。这三个思想倾向就是后期墨家因彼此取舍不同,而分成墨家三派的思想基础。

其二,《庄子·天下》记载,后期墨家“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即是墨家各派俱诵的经,当然应为墨子自著。从现存的《墨子》53 篇看,只有经、说上下四篇才具有作为墨家教义——经的特征。内容丰富才会取舍不同,辞句精炼才能增文解经,以己说附经义,各行其事,相互攻讦为别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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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经、说上下的体例看,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梁启超首先发现的标牒字体例。《经说》和《经》的条文一一对应,《经说》每一条的第一个字(或第二个字)总是牒举它所要说明的那条经文的首一字(二字)或其中某一个特殊的字,这是《经》、《经说》四篇的公例。二是由晋鲁胜发现的经、说结构。治墨者一般都认为“引说就经”的方法是鲁胜创造的。其实不然,鲁胜自己也认为,“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即经、说相应是原有的结构,只不过鲁胜以引说就经的方法整理了《墨经》四篇,“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①《墨经》四篇体例、结构上的这两个特点,使《墨经》具有一种教科书和教义集成的性质。例如,经上各条大都是墨学的基本定义和原理,经下各条多是以这些基本定义和原理为基础,推理、论证墨子学说,而经说上下则是对经文的一

种诠释和引伸。《墨经》的作用正如鲁胜所说的,“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经》四篇既是墨家奉行的经典,又是传授墨学的教科书,使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组织性的集团具有一致的思想基础。它们对墨家成员具有约束力,这也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墨家集团所必需的。

其四,经、说上下四篇是墨子亲自著定或口授的微言真谛,它们的内容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例如,“功,利民也”,②“义,利也”,③“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④“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⑤“仁,体爱也”,⑥“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⑦这些基本命题大致构画了墨子兼爱、尚利思想的基本内涵。《经上》关于“知”、“虑”、“仁”、“义”、“礼”、“忠”、“孝”、“任”、“勇”、“利”、“害”、“功”等定义不仅与《墨子》各篇的思想与论点相一致,并且被进一步阐发了。经、说四篇关于数、形、力、光诸门自然科学的理论认识,一方面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以定义、命题、经验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初步理论形态,这为墨家科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墨家在机械制造,特别是守城器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基础。

经、说四篇的一些条文确定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墨者的行为准则。“令,不为而作也。”①“法,所若而然也。”②“勇,志之所以敢也。”③“志行,为也。”④等等,这些行为准则特别为墨家游侠派所奉行并被其所发展。

经、说四篇也大致框定了墨者重实践、重逻辑的认识、思维、论证的方法。“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⑤“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⑥ “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⑦这种思维、认识方法作为墨者认识事物的有效手段和论辩工具,充分表现在墨者的社会政治思想、科学思想、道德思想的论说和实践之中。如《小取》篇阐明了墨子的论辩之术,它是以墨子的各种定义、判断和推理构成了墨子的辩术,《大取》篇则以墨子的辩术论证了墨子的兼爱之道。

经、说四篇不谈鬼、神,这和先秦诸子对墨子的评议也相吻合。

从经、说四篇的内容和墨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基本方法相对勘,可知,只有经、说四篇才具备作为墨家经典教义的资格,而其他各篇是不具备的。所以,作为一家宗师的墨子所著之书必定是一种墨家的基本典籍,它规范了墨者的基本思想和行为。从《墨子》全书现存的53 篇看,只有经、说四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才有资格作为墨家的基本典籍。所以,经、说四篇基本为墨子所著或口授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墨经》四篇所论及的坚白、同异、名实、有穷无穷、火不热、影不动、五行相胜等问题是战国中后期所热烈讨论的,以此作为《墨经》晚出的论据也大可商榷。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命题应该是伴随着春秋末年学术下私人的过程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秩序剧变,思想解放,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解释、探讨,特别是对现象背后原因的追根寻底的探求更会引起私学的兴趣。这种探求和解释必然会引起诸子私学各家的争论和辩诘,所以墨子会有三表法。辩诘的学风,辩说的产生应和诸子私学同时兴起,前者是后者必然的副产品。所以,坚白、同异、有穷无穷之类的问题是必然会碰到和探究的。例如,孔子已提出坚白问题,“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坚白并举,说明当时已有关于坚白问题的讨论了。老子的学说也已涉及了无穷有穷和同异问题。老子认为各种“有”是有限的,而本源“无”是无限的,有限的“有”生于“无”又归于“无”。老子又认为各种“有”是异,但又同于“无”。当然,这类问题刚提出的时候并不象后来名辩思潮所争论的那样明确。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只不过是惠施、公孙龙等名家重新掀起的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从逻辑形式的角度看,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提出的坚白相离之类的命题都是反命题,都应是对墨子提出的正命题的反诘。正如,墨子提出的五行毋相胜的反命题是对春秋时代五行相胜命题的反诘。正命题提在前,反命题诘于后,从逻辑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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