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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诸子的学术阶梯

[作者:张京华]  [来源:理论学刊]  [2012/3/19]
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有一个学术阶梯。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对政治实践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政治目的和实践途径上,诸子百家又各有不同的侧重。这种共性和个性联系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一个学术阶梯,各个梯级之间呈均匀的递进关系。这一现象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几个主要流派道家、儒家、法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早提出“学术阶梯”思想的是老子。《老子·德经·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就列出了一个学术阶梯,这个阶梯自上而下依次是:道、德、仁、义、礼。其中道和德是相近的概念,是道家所主张的。仁和义是相近的概念,是儒家所主张的。礼就是礼的制度,礼制和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儒家强调作礼,到了法家就强调为法。所以老子所提出的这个学术阶梯,又可以列作:道德――仁义――礼法,或列作:道家――儒家――法家。学术阶梯的思想还见于《文子》,文子是黄老道德一派中的人物,后人认为他是老子的弟子。《文子·下德》中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这就是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在道家的道德之下的一个阶梯上的。《文子·上义》篇又说:“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这就是说,法家的法度又在儒家的仁义之下。

学术阶梯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表明了诸子学说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既有理想的因素,又有实践的因素。诸子学说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人们对理想的修正和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更趋近现实的过程。在先秦诸子的学术阶梯中,“道德”的理想性最强,“仁义”在其次。法家的实践性最强,儒家在其次。越是在阶梯的上层,理想性越强,而实践性越弱。说来很美妙的,却较少具有现实可行性;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听来却并不美妙。

对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在孔子学说的建立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学术阶梯。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曾经描述和对比过“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是兴立人文,创设制度,谋用是作。从理想的角度上看,孔子认为大同之世比小康之世更好,但大同之世虽好,却离现实太遥远,所以不可取。据《论语》记载,孔子又曾盛赞过齐桓公和管仲君臣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管仲是春秋五霸之首,是后来法家引为始祖的人物。对齐桓管仲的现实功绩,孔子是明白承认的,但他又没有像后来的法家那样去效法齐桓管仲,这是因为孔子认为齐桓管仲在理想方面又嫌不足。在孔子的学说探索中,也有一个学说阶梯,这就是:大同之世--小康之世--齐桓管仲。其中小康之世是讲仁义的,据道家庄子的解释,仁就是亲,就是私。小康之世的亲、私天下为家,是与大同之世的天下为公相对立的。大同和天下为公的情况,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德的情况。所以孔子所说的大同之世--小康之世--齐桓管仲的这个学术阶梯,也就是道家老子、文子所讲的道德--仁义--法度的学术阶梯。孔子之所以没有选择大同之世和齐桓管仲的争霸尚权,正是他中庸、过犹不及思想原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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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阶梯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表明了先秦诸子不同的历史观。学术阶梯除了和理想与现实这一尺度有关外,还和道家、儒家、法家各自所持的历史观有关。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参照。在先秦诸子的学术阶梯中,道德的概念托始最早,仁义托始于夏商周三代,法度则托始于春秋五霸以后。历史观所寄托的年代越早,理想的因素就越大。其特点如同近现代史学家所说的托古和层累堆积。道、儒、法三家历史观所寄托的年代,也呈阶梯性所递进。老子所称道的“小国寡民”,和庄子所说的古十二君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都在韩非所说的“上古”限内(《韩非子·五蠹》)。孔子曾说过的大同之世,也是在上古的年代限内。由此以往,尧舜禹汤文武,韩非称之为“中古”,是儒家所寄托和效法的一个时期。儒家学者中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孔子比较现实,所以主张效法夏商周三代,尤其主张效法西周,说西周是“郁郁乎文哉”。孟子讲义和性善,格调比较高,所以他主张法先王,效法尧舜。荀子兼王霸,开始由儒家向法家过渡,所以主张法后王,效法春秋五霸。孔孟荀三人依照其具体主张的不同,又各与一更为具体的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但其总的阶梯依然处在唐虞夏商周的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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