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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存在论证明的理性立场与神学内涵

[作者:翟志宏]  [2012/3/19]
当然,事物的最高原因和第一原则,也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涉及到了整个实在,或实在本身。它是事物的本原和最高原因,是“理论科学”的最高阶段。亚里士多德因之把这种研究称之为“第一哲学”。因此,克雷茨曼指出,探究事物的最高原因,“深入地解释涉及原初或最终的事物、事件和事物状态的最基本的真理,这种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所面对的”③。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对存在的本原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究。他认为,事物的存在必有一个终极的或第一的原因,而这种终极原因是在事物的存在系列之外,并由它导致了事物的产生。它是世界的第一实在原则,所有的其他事物是从它那里分有了存在。阿奎那认为这一普遍根源或第一原因就是上帝。所以,克雷茨曼说阿奎那的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扩展,是一种朝向有神论的扩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被扩展到了有神论形而上学”④。 

因而,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存在论是一种有神论的存在论,是具有明确神学内涵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当阿奎那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科学”、一种关于“所有真理源泉的真理、关于所有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则的真理”的科学时,他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认识存在问题。但当他说,“关于第一原则的真理就是关于上帝的真理”时,他则是在探究有神论的存在论,使形而上学归属于他的神学目的。因此克雷茨曼说,在阿奎那那里,这种与形而上学相联系的真理,“也是与神学相联系的真理”⑤。阿奎那是在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身份来表达形而上学的问题的。然而从阿奎那的整个论述倾向、从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基本意图来说,他不是在形而上学中探究神学问题,而是用形而上学探究神学问题。因而,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处在他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核心。 

三、理性证明的历史期待 

由此可见,阿奎那虽然试图使他的五种证明成为一种逻辑的和理性的证明,成为一种对先天知识拒斥的后天演绎推论;但是他在每一个证明中所作的“神学跳跃”,他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向有神论形而上学的转化,则使他单纯的理性目标未能实现。然而这种“理性的冲动”,乃是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它代表了从教父时代以来众多具有哲学倾向的神学家们的认识论理想。因此,阿奎那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的存在论证明只不过是这种理性理想在新的基础上的再次尝试,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迈蒙尼德、阿维森纳、安瑟尔谟、阿维罗伊等人那里找到与这些证明相关的思想。五种证明是阿奎那在整合这些众多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要想充分理解阿奎那存在论证明的意义,就必须了解它的思想渊源,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因果关系学说与运动观,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分有学说以及奥古斯丁、阿维森纳等人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阿奎那上帝存在论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阿奎那只是以简明的方式表达了这些思想的逻辑过程和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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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整体上看,阿奎那的五种证明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事件和理论活动。它既有着浓厚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成为随后众多自然神学家阐发这类问题的基础。当然,通过五种证明我们仅仅获得的是对上帝存在的一种论证,它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对上帝认识的完整图像。从根本上说,这是人类理性认识上帝的特有方式所决定的。正如阿奎那所说,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推理虽然可以使我们从结果中“清楚地证明原因的存在”,但“从与原因不成比例的结果中,不可能得到这个原因的任何完整的知识”①。人类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无限性使得任何试图在理性基础上直接把握上帝本质的要求成为不适当的奢望。由果溯因的方法不是一种绝对的认识方法,它所固有的局限性使得对上帝的认识只能获得一些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也是我们把握阿奎那理性神学思想时必须注意的问题:由理性所开辟的认识道路并不是无限的。 

正是这种理性方法的局限性,使得阿奎那在五种证明中有意无意地引入了一些非哲学的论证因素。因为仅仅依赖于理性方式本身,是不足以达到阿奎那所期待的那个结论的。为了使这种证明获得它所希望获得结论,有着一个完整的结局,“神学的跳跃”就成为这种证明不可缺少的论证要素。当然,“神学的跳跃”除了信仰的含义之外,它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合理性。但是,不论这种合理性如何具有生存论意义,以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证明则不是在“理性之为理性”的单纯的意义上完成的。可以说,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证明,它既有哲学的和理性的维度,也有神学的和生存论的维度。阿奎那通过这些多角度的论证,旨在寻找足以说明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寻找消除无限性困惑的必然确定性,寻找一个自足的、本身不需要其他原因的原因,或者说,寻找一个解释世界的充足理由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性和基督教的历史信仰,共同构成了阿奎那存在证明的内在基础。 

但是就阿奎那对存在命题性质的分析和对哲学家任务的界定来说,非理性的论证因素并不是五种证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五种证明在开始设定时本是一种以理性的方式阐释或解读存在命题自然意义(非启示意义)的论证,体现的是阿奎那那种“必须最终地和直接地建立在为理性的自然之光所认识的原则基础上”的哲学立场。然而五种证明论证对象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性和无限性,不可能使这种证明仅仅限定在理性的维度上,限定在休谟所说的“纯粹的经验论立场”中。在它的论证过程中,它必定要求助于信仰,求助于历史文化因素。否则,这种论证就是未完成的。实际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但凡涉及到“上帝存在”这类命题的证明,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信仰的和文化的因素。因此,当我们在解读阿奎那的理性证明的时候,认识他为什么会通过这种证明“义无反顾”地走向或达到“上帝”这样的实在的时候,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或理性的层面上的。阿奎那是以多种方式来展开他的论证的。 

也许,阿奎那在证明的一开始阐释其哲学家的职责时,是要设定一种工作原则或论证的出发点。当然他也希望把这种原则贯彻到底,但是他所阐述问题的性质及其论证的难度,是这种最初愿望很难如愿以偿的。论证必定会突破理性的界限,走入非理性的深渊。这不仅是阿奎那的问题,也是阿奎那之前或同时代众多神学家的问题。可以说,五种证明在哲学上的未完成性,在更大的背景上深刻地反映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内在张力,那是需要不断地探究、或许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才能得以解决的问题。 

原载《人文杂志》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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