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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与宗白华生命美学的“转向”

[作者:汤拥华]  [2012/3/19]
摘要:本文通过展示方东美与宗白华的思想关联,力图揭示他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所共同面临的理论困境。本文认为,方东美和宗白华在为中西文化比较建立范式的同时,将跨文化语境中的相对与绝对的矛盾展现出来,理解这一矛盾,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探测“中国生命美学”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宗白华;方东美;生命美学 

将宗白华与方东美合而论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两位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均留学海外,然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执教,又都加入了“中国哲学会”,并曾同时担任理事;他们都是从西方哲学起步,受到西方生命哲学的直接影响,最后回归中国;他们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外,方东美称自己是“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号对宗白华也一样合适。只不过方东美以哲学立世,而宗白华虽然曾被胡适称为“唯一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人是范寿康),却毕竟把美学当成了主业。这样一种哲学与美学之间的交互影响,应该颇有可发掘之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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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向:“由西方生命哲学转向了中国生命哲学”,“由西方式的‘动’、‘运动’转向了中国式的‘气韵生动’。”“后期从中国哲学中发掘的生命精神,才是他的美学和艺术观的基础。……作为宗先生美学基础的生命哲学,是中国式的生命哲学。”[1]这一描述自成其理,不过也许我们不一定要用“转向”这个词。30年代以前,宗白华在美学上做的工作并不多,而更多地是以一个诗人和编辑的形象出现。偶尔涉及美学问题,也都是小的议论,基本上是照着西方的讲。虽然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文中的确阐发了某种“唯动主义”的艺术本体论,但那也只是对罗丹本人观点的介绍和发挥。回国之后,宗白华忙于教学,几年之内没有发表什么论文。直到1932年,在忙完了歌德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他着手进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美学家宗白华才算正式登场。 

不过,宗白华之前所做的教学工作非常值得注意,《宗白华全集》中收录的美学和艺术学讲稿表明,宗白华留学德国期间,所承接的是玛克斯•德索等人所倡导或者推动的“艺术科学”的美学路线。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沿袭了德索有关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区分,更关键的是他将美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形式问题上,即通过对不同艺术类型的形式分析去把握这种艺术独特的精神意蕴。在艺术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有几位艺术史家特别值得注意,如被宗白华称为“当日艺术界中第一流人物”的沃尔夫林,将艺术风格设定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同时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认为在特定的形式风格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整个世界心像的基础”[2](P278)。这样一来,艺术风格的比较也就成为文化风格的比较。这种美学思路对宗白华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宗白华要进行中西美学比较,这大概是最趁手的理论工具了。 

而在文化研究领域,宗白华也需要相应的理论工具。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的工作一直有人在做,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杜亚泉等人在这一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伦理方面,而且以后来者的眼光衡量,未免失之笼统。宗白华需要得到一些更切近的启发和支持,而他非常幸运地迎来了学术知音方东美。宗白华曾在《学灯》上发表方东美的代表作《哲学三慧》,并在编辑后语中称赞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近几十年来每一个中国思想家预感到兴趣的问题,然而从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方先生这篇《哲学三慧》,可以见到现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确是有进步的了。[3](P173)方东美的文化比较研究,较早产生影响的是《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1931年初刊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文中方东美对古希腊、近代西方、中国三种文化形态的哲学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许多观点与宗白华都相当一致。今天的研究者十分重视宗白华的《形上学手稿——中西哲学比较》,有了这个手稿,宗白华20世纪30、40年代那一系列论文才有了依据。而据《宗白华全集》的编者林同华先生研究,这些手稿的写作时间在1928年至1930年间。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方东美与宗白华两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同步形成。下面我们以《生命情调与美感》为基本材料,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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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先来考察方东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首先,方东美从世界文化中拎出三种形态来进行比较:古希腊、近代欧洲、中国。这一做法明显是受到了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的影响。斯宾格勒是造成20世纪“文化批评热”的关键人物,方东美此文也将斯氏“文化者,乃心灵之全部表现”的定义作为文化比较的基础。“文化心灵”或者说“文化人格”这样的提法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希腊人、欧洲人、中国人这样大而化之的把握,是否可以作为文化探讨的基本范畴?这正是斯宾格勒最受非议之处,不过为之辩护的人也不少。方东美就用“共命慧”与“自证慧”的辩证关系加以解说:自证慧为个人之认识,共命慧为民族共通之智慧,后者是根柢,前者是枝叶[4](P304)。对此,方东美的弟子刘述先曾引新康德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的观点以为支持。后者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强调,那些“大写的人”并不是经验归纳所得,其内在依据是一种方向上的统一性,而不是现实过程上的统一性。这不是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同或相似,而是因为他们担负了共同的使命,所谓的“风格”,也就是“意义”,这个意义是不会被一些经验上的差异动摇的。卡西尔特别指出,要理解这种统一,可借助奥地利艺术史家芮格尔(Riegl)的“艺术意愿”的概念,即一种“独特的逻辑的心智活动”,一种共同的心理倾向。这个“艺术意愿”,正是宗白华十分倚重的概念(他翻译为“艺术意志”),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有直接的说明。就此而言,宗白华和方东美无疑是站在同一理论起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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