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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人”理想看尼采哲学的理性价值

[作者:帅建华]  [2012/3/19]
摘要:几乎所有人都将尼采哲学视为非理性哲学的典范。然而,从尼采“超人”理想中可以看出,尼采哲学实际上是“非理性主义”外衣下的理性哲学,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演绎理性”。尼采只是以他独特的视角发现并弥补了传统理性无法照应的理性盲区,是以一种与传统理性决裂的方式做理性追求。尼采哲学蕴涵的独特理性价值表明,其仍没有远离理性主义的传统大道。 

关键词:尼采哲学;“超人”理想;理性价值 

尽管尼采对理性有着近似执拗的偏见和类乎仇视的挑剔,所有熟知他的人都将他视为理性的颠覆者,他自己更是以其不从世俗的“超人”理想作为冲击理性的大旗。然而,从尼采“超人”理想中,依据他对现实需求与“超人”企盼、“超人”成长的内在逻辑以及“超人”转生动机、过程与结果之间的设定,我们依然能捕捉到其理性的影子。下面,笔者以尼采的“超人”理想为线索,对他在“非理性”形式下的理性哲思进行提纯,以显现尼采哲学独特的理性价值。 

我们认识和理解尼采哲学通常是从尼采哲学的结论开始的。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一信仰反叛其结论无疑是致命的,既然信仰上帝是理性的选择,那么反叛上帝当然是非理性的表现;尼采说“根本没有真理”,这一论断也无疑是率性的,既然真理是理性的反映,那么否定真理也自然是非理性的举动;尼采还说“这个世界就是强力意志,此外无他”、“唯有我才掌握着‘真理’的准绳,我是惟一的仲裁者”,尼采的自大与狂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更无异于无知。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尼采与理性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然而,稍加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尽管尼采几乎推翻了理性的全部结论,但是,他“非理性”外衣下蕴藏的依然是理性的心。也许正应了考夫曼的那句话:“理性面若没有它的另一面——非理性面——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在真实的世界中,从来没有不具另一面而出现过”。所以,尼采在他强烈而彻底地对抗理性的同时,殊不知,理性已如影相随了。 

尼采之所以产生非理性“冲动”,是因为他从康德、叔本华那里看到了理性的模样:它自以为“是”。而这个“是”是满脸化妆品的结果——“是经理性整理过的、逻辑上是后于理性而存在的”,意即事物在成为“是”之前,经过人的理性加工以后,是它“努力要成为‘是’(即try to be)”、“一定要成为‘是’(即must to be)”或“将要成为‘是’(即will be)”的结果,也即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世界的本质不是现时如何,为什么如何,而是将要如何,努力如何”的结果。难怪康德“认为人的理性不能把握本体,只有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即意志才和世界本体相关联或者说意志本身才是本体。”叔本华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这是尼采“冲动”的原因之一。据此可以看出,尼采的这一“冲动”实际上是综合和提炼了前述所有现象或认识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理性加工”的过程,决不是他一时的“激情”或“灵感”闪现。他不仅因袭了谢林、康德和叔本华关于非理性的几乎所有认识,而且一一地将他们垫在脚下,作为他登堂入室的基石,他的“权力意志论,无疑是从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出发,但却又超越了这一哲学”,他“将康德开创的意志论哲学传统,扭转到了一个全新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方向。” 

原因之二是尼采觉得德国——那个曾经令他引以自豪的日耳曼帝国,到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精神“粗鄙、浅薄”、文化“衰落、庸俗”、毫无生气和活力,“德意志这个富于思辩精神的民族,深刻体会到人的‘异化’,发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正日益丧失”。而要唤醒她,唯有那富于张力的悲剧精神才堪当此任,但尼采认为叔本华式的悲剧不免过于悲观,只有洋溢着“人类童年时代原始的生命意志冲动以及灵与肉的和谐发展”↗3。的希腊悲剧才饱含着生机与活力,才是德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希望。所以,他才这么热切地盼望“超人”。他说:“人的生存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始终还没有意义”_9J2。,而“如果人类没有目的,那也就没有——人类吧?”由此疾呼,“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愿——超人生”。在这里,尼采表面上以几乎莫名的唠叨在“痴人说梦”,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严峻现实”的深切忧思和他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去路的探索。因为,“超人”的理想尽管最终形成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从客观上来看,“实际上他的超人神话却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的产物。当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而造成了争夺霸权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工人政党普遍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从主观上来看,在他早期的作品如《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考》等文中就有了“超人”的雏形。也就是说,一方面,现实世界已经产生了活生生的反传统的“超人”;而另一方面,尼采对他自己心目中的超人也酝酿已久,只是他所树起的是另类超人的偶像罢了。从客观上来看,如果仅仅是一时的激愤或冲动,杀死一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就“欲人人得而诛之”,哥白尼、布鲁诺“几欲诛之”,而被达尔文实际上从物质实体上“诛之”的、仅存精神躯壳的上帝需要有足够的理由吗?即使有,也应该只是前因已久、后果偶发的“意外”,不需要时刻酝酿,更不需要苦苦期盼与等待。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事物或事件因为有人“冲动”的原因而使它恰如其分地得到了处置,那么这一“非理性行为”比之这一“理性结果”来说,是能够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否则,冲动留下的必定是救赎的后果。而尼采呢,他是怎样的兴高采烈和得意忘形:他将他“冲动的后果”称之为“一个神圣的肯定”。可见,尼采的“冲动”是蓄谋已久的“冲动”,是一定要使它成为那个早被他设定为“是”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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