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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东西方对话观探微(上)

[作者:马琳]  [2012/3/19]
摘要:如何确切理解海德格尔关于东西方对话的观点?文章将海德格尔的名篇《关于语言的对话》放在其哲学基本关怀与前提的视域中进行审慎解读。文章阐明,海德格尔所谓的异文化对话的危险性只与欧洲语言相关。他对日本概念的阐述有明显的改造痕迹。特别重要的是,文中所描绘的与“日本人”的对话基本上是海德格尔关于其哲学思想的独白,它可被称为一个宏大的独语。文章认为,隐藏在海德格尔对东西方对话的暧昧态度之后的是一种关于传统的整体主义观念。 

关键词:危险性;不均等的对待;对话;独语

在相关学术界,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的关系广为人知。他的哲学基本概念和主题常被与老子庄子、道元以及当代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西谷启治的思想相比较研究。海德格尔对古代东亚思想、诗歌及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据笔者考证,他曾经五次在其文章和书信中引用《道德经》中的不同章节。然而,学界对海德格尔本人对东西方对话的看法,以及东西方对话问题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何等位置等复杂问题尚未有深入系统的探究和可靠的结论。本文的意图在于对这些问题的切实调研做一铺垫工作。限于篇幅,笔者的考察置于对海德格尔的名篇《关于语言的对话: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下文简称为《对话》)的审慎解读的语境之中。尽管笔者对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未作大量征引,然而,本文的阐释策略和立论方式建立在对其哲学的全面理解基础之上。 

帕克斯(Graham Parkes)、莱因哈德?梅依(Reinhard May)和曹街京(Cho Kah Kyung)等学者认为,《对话》对理解海德格尔关于其哲学与亚洲思想的关系的看法颇为重要。笔者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与其他学者的解读具有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之处在于,笔者并不从海德格尔的某些言论的字面意义出发而作依据不足的过度发挥式阐释,因而省却探察和评估这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之实质与意义这一艰辛的任务。笔者把这些言论置诸《对话》的上下文以及海德格尔哲学整体的视域当中。笔者阐明,海德格尔所使用的《对话》这一术语与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他所理解的《对话》与他所论及的“东西方对话”必须在他思想的整体框架中来领会。 

关于《对话》一文的写作源起,海德格尔自己写道:“本文迄今尚未付印,作于1953年至1954年间,系因京都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教授的一次来访而作。”[1](P269)手冢富雄是京都帝国大学德国文学教授,翻译过德国哲学家和诗人的多篇作品。在他所作的与海德格尔会谈的记录中,手冢富雄提酲读者留意《对话》的虚构性注解:手冢富雄的记录发表于日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第21卷,东京:Riso,1975年,第三版,第159至166页。英文版见手冢富雄(Tezuka,Tomio):An Hour with Heidegger,1996。。他宣称他并不认识九鬼周造本人(《对话》中常常提及的日本哲学家),并坚决否认自己是海德格尔所描绘的日本对话者。他写道: 

来自日本的访问者被描绘为海德格尔的热心读者并且熟悉他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我看来,写作这篇文章毋宁出自海德格尔本人的动机和需要。文中那些特别的[海德格尔思想的]概念和术语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而且,如果我是那个日本人,我也永远不可能表述文中的一些非专业性的思想。[2](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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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虚构性至今尚未被普遍认识并给予关注。帕克斯和梅依是少数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他们将《对话》描述为“几乎完全是海德格尔的自由创造”[2](译者前言Pix),或者是一个“伪对话”[2](P51)。然而,他们未能将这一点与对《对话》的恰当理解结合起来。在笔者对海德格尔东西方对话观的探究中,对《对话》之虚构性的关注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简要介绍九鬼周造(1888-1941)及其关于“粹”(ぃき)的著作。九鬼的正确头衔是男爵,而非像海德格尔所写的那样是伯爵。他从1921年到1928年底在欧洲逗留了将近八年,在德国跟随李凯尔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在法国跟随柏格森学习。他的代表作《粹的结构》1926年完成于巴黎,1930年出版于日本注解:英文版为Reflections on Japanese Taste: the Structure of Iki, trans. by J. Clark,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1933年,九鬼出版了日文著作《海德格尔的哲学》,这是在所有语言中第一部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

九鬼对粹的阐释与海德格尔在《对话》中的描述完全不同,这已为一些学者指出。梅依认为,“海德格尔对粹的阐释很难说与九鬼的解说相一致”[2](P18)注解:通过仔细的文本考证,梅依指出海德格尔对于粹的半诗化描述借鉴于1952年出版的奥斯卡?本和(Oscar Benl)的论著《世阿弥元清和能乐的精神:十五世纪的艺术批评著作》[2](P8-9)。。柄谷(Karatani)认为,海德格尔对“粹”“一无所知”[3](P556)。大桥(hashi)以为,“粹”是不可翻译的,海德格尔将“粹”描绘为“照亮着的怡悦之寂静的吹拂”[4](P141),这并不算坏注解:波茨-伯恩斯坦试图为海德格尔在《对话》开始部分中所提出的粹的不可理喻性作出解释:“当然,海德格尔地方主义的倾向使他无法具有出生于东京的九鬼领会粹之含义的最合适的直觉。九鬼浸润于粹的熏染之中,因而能理解并感觉到粹”[3](P555-556)。。在《对话》中,海德格尔将九鬼对“粹”的阐释刻划为呆板地把欧洲美学概念框架套用于日本艺术体验,这并非事实。起初,“粹”是一个用来表示品味的词。它代表着诞生于日本江户时代晚期闲适市民生活的一种审美理想。九鬼视之为表达渗透于日本民众生活最细微领域的“意识的现象”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为,由于“粹”植根于日本民众的生存方式之中,欧洲语言里没有一个词可以确切地传达其微妙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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