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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启蒙进行到底——纪念五四

[作者:王晓华]  [来源:博客网]  [2012/3/20]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更严厉的反诘:你现在至多证明了启蒙在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属于宏大叙事的启蒙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已经过时,中国在补完启蒙的课后也将进入后启蒙时代。这个反诘在汉语知识界曾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为避落后之嫌而不敢提启蒙二字。它的深层逻辑是:启蒙属于宏大叙事,宏大叙事过时了,所以,启蒙也应终结。这个论断成立的前提是:宏大叙事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可疑的: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宏大叙事真的过时了吗?

中国人对于宏大叙事的恐惧源于对灾难的记忆:在二十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置入有关终极解放的宏大叙事中,由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力量所主宰,被迫受难和牺牲。灾难过后的反思首先指向宏大叙事:历史真的有预定的目标吗?人类能否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持续迈进?我们是否应该为实现远大的历史目标牺牲当下的个体性?知识英雄有没有权力以宏大叙事之名要求我们服从历史必然性?反思的结论一度十分清晰:宏大叙事将所有个体置入他不能左右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选择宏大叙事的一霎那也就选择了奴役,因此,我们所蒙受的苦难源于对于宏大叙事的天真信任,宏大叙事与个体自由是正相对立的,人类必须在宏大叙事和个体自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心理历程使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吁求在中国获得了迅速的回应,许多汉语知识分子带着解放、复仇、自我惩罚的三重快感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一同清算宏大叙事,质疑人类是否能够真的如启蒙叙事所说的那样“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5)在自以为找到灾难的根源以后,许多人开始像砸碎枷锁般解构宏大叙事,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则一度成了压抑、落后、反动的代名词。李慎之先生在这种背景中呼吁国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自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在某个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不一定就是真理,过于强烈的复仇意识往往会使复仇行为失于迷狂。当二十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已成往事,我们可以冷静地反思我们对于宏大叙事的全面抵抗态度,在其中发现不周密乃至悖理之处:启蒙叙事——现代最重要的宏大叙事——在西方已经产生四百年之久,非但未造成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压抑,反倒推动了西方人在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方面的持续解放,这说明不是任何宏大叙事都会最终异化为对人的奴役,因此,奴役人的不是所有宏大叙事,而是某些封闭的或自我矛盾的宏大叙事化身而成的社会结构。一种真正以个体的普遍自立、自治、自由为目标的宏大叙事必然落实为解放的细节,以终极解放的名义要求人忍受当下奴役的宏大叙事则永远是虚幻乃至欺骗性的。我们不能在上了某些宏大叙事的当后把帐算在所有宏大叙事身上,因为我们在如此做时不仅犯了复仇过当的错误,还会错失真正的拯救性力量。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宏大叙事的质疑归根结底属于启蒙主义的批判传统,与其说它解构了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毋宁说它要求所有叙事——细小叙事和宏大叙事——保持和加强其解放功能,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将解放进行到底的吁求。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呼吁将解放进行到底时,以底线伦理、全球民主、生态保护为关键词的新宏大叙事开始兴起,决非巧合——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问题的关键绝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而是如何在诸种宏大叙事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伟岸的英雄主角注定要退到历史深处(启蒙的历史效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启蒙英雄),但巨大的险情仍然存在(如核战争和全球生态危机),并且更加严峻(地球村时代的人类已经强大得足以毁灭自身),所以,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不断从这个星球的近景、中景、远景打量自身,需要通过协商制订共同的游戏规则,自然也更需要解放性的宏大叙事。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不可能表现为文化的碎片化,也无法以迷乱的语言星云为基地,因为它需要人们在尊重自由上达成共识。现在世界上仍有二分之一的人既不“敢于自由”,也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此,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启蒙叙事播撒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必须进行到底,直到所有个体都成为“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的人。

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中国的启蒙实践尚在途中,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但将启蒙进行到底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五·四——启蒙话语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大多以知识精英自居,在发布启蒙话语时仿佛是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谕,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这种做法与启蒙叙事的个体平等原则相悖,至多只能是过渡性的。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必须坚持个体平等原则,彻底超越启蒙—被启蒙者的二分法,让启蒙真正成为个体普遍的自我解放。同时,启蒙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而非文化清算,所以,五·四启蒙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在今天看来既无必要,又会压抑本民族文化的内在可能性。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以专制主义为主旋律不等于我们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传统文化整合到启蒙叙事中,使之具有新的意义和功能。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大哲普遍赞同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定“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6),但这并未使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反动、愚昧、奴役的代名词,西方的启蒙主义者仍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化革命一定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呢?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既吸纳了古希腊文化的精华,又坚决地摒弃了其等级主义观念,中国的新启蒙实践也完全可以在解构专制主义的同时回到汉语文化的源头,让最遥远的东西推动当下文化的生长。回到传统文化绝不是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统治我们,不是复辟,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整合,赋予其新的意义,使之成为当下文化的内在构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援,任何文化革命都必将短促,无力,缺乏后劲和底蕴。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未能进行到底,固然有复杂的因缘,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纯然否定态度却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运动要获得成功,不但要继承五·四反对专制主义的大业,更要推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用汉语书写中国人的解放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响应李慎之先生的呼唤:

启蒙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1)《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页。

(2)《社会科学报》199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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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78页,第179页。

(5)《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5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5页。

(《书屋》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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