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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

[作者:王先明]  [来源:光明日报]  [2012/3/20]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张荫麟《中国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自序》)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首先,“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民元以来“实际上是我国农村经济一个崩溃的过程,是我国广大农民一个贫穷化的过程。……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来说,基本上还与民国初年没有差别……更在加速的崩溃之中”。(孙晓村 张锡昌:《民元来我国之农村经济》,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民国三十六年,银行学会编印第357—358页)

农村的贫困必然造成农民大量破产,“中农变为贫农,贫农变成为雇农”。(1927年,苏南武进、吴县、太仓、松江雇农占总农户的比例分别为11%,9%,10%,和10%。1933年武进县雇农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1.27%,据抽查无锡个村和常熟7个村,贫农户口占总户口的55.4%和65.58%)。浙江崇德在30年代初,受蚕业衰落、捐税繁重等影响,许多中农沦为贫雇农,贫雇农激增,中农有6.17%沦为贫农,雇农则增加了2.47%。(参见《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三十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第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讨论的主题有那些呢?主要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对于农村制度层面的讨论也相当集中,认为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高度集中和价格暴长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在30年代,“我国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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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

其次,勿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人们早己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是,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也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不可避免地也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是十分鲜明的,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1935年第32卷第13号)等。而且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寻求“三农问题”答案的探索,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再则,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4号)。因此,在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等,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过,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予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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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0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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