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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作者:洪修平]  [2007/1/15]
摘要: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儒佛道;三教关系;中国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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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被当作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基本没有汉人出家为僧,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西域僧人居住和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到中国,流传下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而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为了迎合中土的需要,就在译经的过程中融会吸收了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例如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迎合了儒家的圣人观念;把“世尊”译为“众佑”,使释迦牟尼又成了福佑众生的神灵;而把“无我”译为“非身”,则使佛教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相沟通成为可能。

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以传为第一部汉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的内容重点宣扬了佛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夹杂着“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语言。就连此经的文体也模仿了儒家经典《孝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曾引旧经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继《四十二章经》之后出现的汉译佛经,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儒道的思想烙印。

根据现有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是安世高,在他译出的佛经中就广泛使用了中国道家固有的“元气”、“无为”等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原义。例如,按照佛教的观点,“夫身,地水火风矣”[1],人身乃地水火风“四大”组成,但在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却有“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2]的说法,不但用“气”替代了风,而且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这虽然与佛义相左,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为佛经译注家所继承。安世高还以“无为”来解释佛教的安般守意,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3],原意为通过数出入息而守住心意,消除烦恼,领悟佛教真谛,最后达到涅槃解脱境界。这与道家的清净无为显然不是一回事,但《安般守意经》中却说:“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4]经中还直接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5]要求人们在数息时排除对外物的思虑,专心一致地按照佛经经义去修行,以追求“无为”的涅槃之境:“无者,谓不念万物;为者,随经行;指事称名,故言无为也。”[6]比安世高稍晚一点来到中国的汉代译经大师是支谶,他主要译介的是大乘般若类经典。在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中,也借用了“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佛教“缘起性空”的基本思想,

如译“诸法性空”为“诸法本无”[7],用“色之自然”来表达“色即是空”[8],这显然都是受了道家“有”、“无”、“自然”等概念的影响。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

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佛教作为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宗教理论和修行方式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出家修道就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和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政治理想相对立的。但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宗法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必须与之调和妥协。因此,汉代译出的佛经就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者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者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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