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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作者:范祥雍]  [2007/1/20]
一  洛陽伽藍記與北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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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南北朝時代,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間留下的著作不多,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可稱北魏的三部傑作。《齊民要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學價值的農書。《水經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地理書。《洛陽伽藍記》以記北魏京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為題,實際記述了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掌故傳聞,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這三部書因鈔刻舛誤,錯字脫文太多,都很難讀。《水經注》一書,清代的學者,從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謙、楊守敬,都還下過不少的工夫,而其他兩書,校訂注釋的工作,不是絕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還不够。這就是《洛陽伽藍記校注》一書的來由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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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南北朝時代是承魏晉以來五胡十六國長期大動亂的時代,也就是黃河流域南北兩岸人民大遭苦難的時代;同時它是我國中古時期宗教狂熱的時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極盛的時代。歷史告訴我們,當人民受到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還反抗無力之時,往往會產生對美好的來世生活的憧際。宗教就利用其對美好的來世生活這一幻想來安慰他們,麻醉他們,使他們能够忍受在現實中遭過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剝削階級或壓迫民族的統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馴服人民的這一精神武器,作為緩和階級矛盾或民族矛盾以鞏固其統治權力的一種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須依靠統治者的力量來達到它推行教義和牟取僧侶特權的目的,正如晉釋道安說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 [1] 我想這就是南北朝時代何以成為我國歷史上宗教狂熱時代的一個大原因。王昶在《今釋萃編》總論北朝造像諸碑時早已接觸到了這一點。

南朝梁釋僧祐《弘明集》,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反映到這一時代關於宗教的發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鬥爭。魏收《魏書》特撰《釋老志》,記載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實。雲崗、龍門、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這一時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藝術,最可珍視的是造像和壁畫。《洛陽伽藍記》也特寫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後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時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前對於佛教是怎樣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極北鮮卑游牧民族,[2] 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興元年(東晉安帝司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國號為魏,遷都平城,開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3]纔算具有國家規模,初步完成了向漢族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同時也開始了修建佛寺。《釋老志》載着拓跋珪的詔書說: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歿。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廣弘明集》還載拓跋珪的《與朗法師書》,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鉢二枚”。[4]表示敬意。可以想見他對佛教的態度了。

經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滅佛法詔》[5] 說: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敞,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絰,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門師巫詔》[6]之後,又下的一道嚴詔。  “詔諸州坑沙門,毁諸佛像。”[7]這是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和後來北周武帝、唐武宗的滅佛法相類似,佛家稱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燾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詔“罷沙門年五十己下”。[8]《通鑒》採用了這條史實,胡三省注:“以其彊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明年改元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9]這當是由於他篤信道教天師寇謙之的緣故。《釋老志》說: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致,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诰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搔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這是記拓跋燾下《滅佛法詔》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詔的動機和決心。由此可見這一歷史事件的複雜,不僅是由於道教佛教間的鬥爭,同時也由於當時佞佛招致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許多不利。比如說,僧徒不事生產,不從“征役”,“虛誕為世費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陰謀反抗嫌疑。並有收寄贓賄,敗壞風化,以及“妄生妖孽”種種“非法”行為,“至使王法廢而不行”。拓跋燾毁滅佛法,想要“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儼然“具有張中華王道正統之義”。 [10]我們懂得了當時在宗教上或說在佛教上這件大事的現實根據、歷史意義,纔會了解到這也有了可能影響到楊衒之寫作《洛陽伽藍記》的動機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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