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中国古籍全录

中国汉语字典

中国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西汶书场

会员登录 | 注册
civcn
艺术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新西兰2000G古籍资料

解读中国的反智传统:负心总是读书人吗?

[作者:道家,孔子,礼教,]  [2013/11/1]
[导读]近年来,“反智”一词屡见报端,很多案例被归到“反智”的范畴内:郭敬明的粉丝对余华《第七天》的“妄加评论”;寒门子弟在“读书无用论”的蛊惑下放弃上大学的可悲现实。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倾向

1.中国自古就有蔑视知识的传统

“反智”的氛围一直弥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反智论”并非中国本土词汇,而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自古就存在。学者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指出,“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或一套理论,而是在文化各个层面都有痕迹可寻的一种态度。传统中国的“反智论”与当前流行的草根文化、底层文化有明显的渊源,但也有基于时代背景的区别。

“反智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叫做反智性论者;另一方面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轻蔑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被称为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分子与反智性论者只是概念上的区别,两者在实践中很难区分,为方便论述,学界常将两者合起来,叫做“反智论者”。中国很早就有“反智论”,代表便是法家与道家。

2.道家主张愚民术 法家公开“焚书”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反智传统”是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要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需从先秦诸子争鸣中寻找线索。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属于影响较大的流派,其中“儒道法”三家直接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格局。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典型的“主智论”,而道家思想则与儒家唱反调,主张“反智”,与道家较有渊源的法家更是将“反智”从理论落到实践。

道家老子庄子的思想都有“反智”的成分,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无法控制了,所以他公开主张愚民。从老子思想中演化出来的黄老学派,与法家思想交融,深化了“反智”思想。老子的“反智”思想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法家则将“反智”贯彻到现实政治中,“焚书”便是法家“反智”政治思想的归宿。法家对知识阶层的摧残与压制达到了极致。

3. 儒学法家化:读书人也自我贬低

秦朝灭亡后,法家建立的制度在汉朝得以延续。与法家交融的黄老学派左右西汉政局达六七十年,其主张的“一道”思想,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时期,儒学卷土重来,定为一尊。此时的儒学本身以及客观政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余英时称之为“儒学的法家化”。汉初儒学的法家化最具特色的表现是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初儒家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

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子是,董仲舒写作了《春秋断狱》,将《春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无数文字狱与汉儒“春秋断狱”分不开,是儒家法家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法家化使“反智主义”贯穿未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反智”的传统在明清时代达到顶峰。如,龚自珍郑板桥等知识阶层人士,在言论中排他性地抬高“农民”的地位,极度贬低“士人”的地位。

二、负心多是读书人 农夫才是第一等

1.“重农贬士”:韩非子、郑板桥都推崇农民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智论”有着深厚的传统与历史渊源,但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出现“反智”的观念并流传至今?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关,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生产相对封闭,生产出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个体家庭的需要,这种生产模式在传统中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被历代王朝所宣扬和保护。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民作为生产主体,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也因此拥有法理意义上较高的政治地位。传统中国的“反智主义”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重农反智”的心态,即排他性地强调农民的地位,高度贬抑“士人”阶层。这种对农民排他性的强调形成了“士人”的知识原罪意识,以此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传统士大夫阶层特有的“反智”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决定了士人既被贬也自贬。

这种“重农贬士”的心态,从韩非子到郑板桥,一直延续下来。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工商之民”“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皆为“邦之蠹也”;唯“富国以农”。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写道:“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种地“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而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其不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

这种心态源自小农特有的经济地位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绝不是士人阶层单方面的自我贬抑,而是从最高统治者到自耕农形成的高度共识。知识阶层不过是将这种共识用文字表现出来罢了。

2.明清厉行“文字狱” 反智主义达到巅峰

汉武帝以降,法家化的儒学成为正统,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相辅相成。儒法传统奠定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小农经济则左右着政治的走向。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有一套朴素的规律,表现形式是王朝更替。王朝机制膨胀,与小农生产方式脱轨,就会引发王朝变天。新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传统既得利益阶层被连根拔起,统治层大换血。小农经济下的王朝规律无法形成绵延永续的贵族阶层,也就无法改变社会整体的“反智”心态。

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局部变革。如,费正清所认为的“宋代商业革命”就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相应的,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也随之出现了改变,达到中国历史最高点。经历了辽金元的摧残与涤荡,新的商业力量并没有形成气候,小农经济依然回归主体。“重农反智”的思想重新得到强化,并支配了后续五百年的中国历史。明清时代的文字狱是专制政体“反智”达到顶峰的标志。

上文提到,传统的“反智主义”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并与之适应。那么近代的反智主义如何形成的呢?晚近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中国,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虽然作为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但从数量上看,从事小农生产的群体极为庞大。这个庞大的群体是近代“反智主义”形成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反智”思想的肥沃土壤。

页码1 2
更多
古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