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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与反抗绝望: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谫议

[2013/11/1]
[导读]在当下全球性的知识分子反思语境里来认识屈原,无疑是推动和深化屈原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本文从以道抗势、德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反抗绝望等角度,对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



屈原

怎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一度时期以来争论得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早在1965年美国《时代周刊》(Time,May21, 1965)中的一篇论文曾指出,具有博士头衔的人并不足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不能与知识分子划上等号。这篇论文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企图给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出描述。其一,知识分子不只是读书多的人,更在于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性能力,是一个为追求观念而活着的人。人云亦云的读书人,只是一个活书柜而已,最终难以掩盖心灵上的缺陷。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怀疑者和反对者,敢于对流行的时尚、现有的风俗习惯和人们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产生怀疑和予以抨击。后来也有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准确的评说和界定,如维斯(Paul Weiss)提出,知识分子是没有团体、也没有朋友的人,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知识分子是以把真理当作毕生追求的人。如果运用上述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在世界范围里也并不多见。因为像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只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负责,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好恶和情绪反应,往往为追求真理而不得不与整个时代相背叛和对抗。如此以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备尝艰辛和冷落,有时还得付出惨重的代价的,甚至是整个的生命的代价。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其语用学上的意义往往与强烈的道德、现实批判精神相联系,与对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疏离感相一致。知识分子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性。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品格和内涵,人们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共识:知识分子以批判社会为职志,以独立的身份、凭藉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和人类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不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先进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建立在两个突破的基础上,首先是文字的突破,即文字与掌握文字的人的出现;其次是哲学的突破,人们已开始有系统地追寻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反省[1]。如果从这两方面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知识分子,初民社会的“巫师”,殷商时代的“卜人”,周朝的各种“史”,都可看作是知识分子的雏型。中国古代的“士”,就精神层面而言,大体接近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由于其中不少人依附于皇权体制,寄生性地位使他们又普遍缺乏独立自由思想和更为强烈的反省批判意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内涵有所区别。

对于屈原的认识和评价历来是聚讼纷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屈原。古典时期的屈原,一方面因其“不合适宜”与“不守本份”而受到了正统史学家的排斥,另一方面在民间特别是在士林阶层,千百年来却普遍地被视为一个道德、人格完善的典范。二十世纪波诡云谲的时代变迁更是极大地影响着屈原的接受史。在五四前后,激进知识分子注重的是屈原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的抗争意识,对个体情感的高度关注,亦即其反叛既定秩序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有一些人如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在南、北文化的区别中来确立屈原在文化史构成中的地位,从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角度认识其价值。三、四十年代屈原的形象,被定位为一个“人民的诗人”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闻一多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中,只有屈原最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为民请命并得到了人民的崇敬和拥戴。郭沫若认为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一个“革命性的革命诗人”。在五幕历史剧《屈原》中,史剧家从把握历史精神、超越具体历史事实的独特历史意识出发,使屈原成为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政治家,促进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捍卫人民生存权利的时代精英。秦在历史书籍和文艺作品里大都被描述为一个野蛮的民族,在抗日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初,文艺创作里的屈原的斗争对象是秦这一“民族敌人”和楚国国内阶级敌人。

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多有反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南方空想家、预言家的角色被淡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屈原虽然一度和毛泽东分别被描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先行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还被普遍地被视为“进步的”法家政治家,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统治斗争中的“现实主义”代言人。然而由于民本思想与阶级分析的观念几乎一直顽固地左右着人们对屈原的理解和接纳,对于他的阶级出身以及对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忽视,当时许多人颇有微词,其爱国思想与行为也被予以了重新估价。甚至有人主张把他作为一个适当的消极典型来看待。因为赞扬统治阶级的“清官”,容易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八十年代以后,人们重新确认了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挖掘了屈原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启蒙价值,注重探讨他的自沉悲剧所昭示出的当代意义。至于当下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反思语境里,从知识分子品格的维度走近屈原无疑是对屈原认识的一种深化。屈原是在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大动荡的战国后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在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过程中,以其道德勇气和价值承担,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形成和精神谱系的确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彰显出了某些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固有的精神性特征。在人文精神逐渐衰落,知识分子愈来愈被有机化而丧失了批判的锋芒,知识不再被视为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救”与“救世”成为普遍关注焦点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专家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福柯语)的时代,作为政治斗士和人民诗人的屈原身上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性特征却被异样显著地凸现出来,其知识分子品格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与走出精神困境也不无启示意义。这或许正是屈原能够超越时空,引发当代人强烈情感共鸣的原因所在。



屈原无疑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位政治悲剧人物,遭遇“势”对“道”的挤压和排斥几乎是屈原式以道自重的传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性困境与悲剧性宿命。众所周知,代表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势”对于“道”的信持者历来采用的是既利用又排斥的策略。特殊的时代环境,在客观上使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了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士阶层获得了一种重新诠释和界定诗书礼乐的契机与话语权。“士志于道”,其中“道”最先存在于先秦初起的儒、墨、道三大学派之中,概而言之是指士阶层所掌握的文化学术知识的总和。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它与礼乐的传统相联系,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为旨归,有着鲜明的人间性格。早期的知识分子大都以道自任,对社会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关怀和责任感,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已远乎?”也正因为如此,古代那些能够超然于角色的局限而自由地思想,从既定的秩序中游离出来并独立地表达个体意识的士,肯定自己对于道的信持,以道自重,注意到道首先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注重选择内求诸己的路向来“修身立道”。人与动物相区别,不仅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身是一种主体性存在,更在于可以通过修身使自己变得尽善尽美,达到人的自我发展的崇高目标和境界。于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就成为千百年来包括屈原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庄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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