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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仲德:论王国维的死因

[2013/11/8]
在我看来,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关于这个“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72年来有过种种说法,也有过热烈争论。近有干春松先生《王国维:自杀的理由》一文(见2000年4月12日《中华读书报》),对这一争论作了梳理,对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迫”说、“性格悲剧”说作了述评。这对读者了解有关情况无疑是有益的。

此前,我曾撰文三论王国维的死因(即《也谈王国维的死因——与邓云乡、刘梦溪先生商榷,兼析陈寅恪的有关言论》,载1998年10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否定“殉清”说着实不易——与邓云乡先生再论王国维的死因》,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殉清”说难以否定——三论王国维的死因》,载1999年7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从多个角度论证王国维之死不能排除“殉清”因素,因而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难以否定。对于干文,我赞同其有关“殉文化”说、“罗振玉逼迫”说的述评,而对其余部分持有异议,现特提出商榷,并对“殉清”说作进一步的论证。

干文说,“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数殉清说”。我认为此说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陈寅恪的“殉文化”说影响最大最广,至今天,它更深入人心,成为主流之见,甚至几乎成为定论。

干文说,“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的性格”。我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它无法回答这一性格由来已久,为什么王国维早不自杀而到1927年才自杀。干文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补充一句,说“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但干文又说,“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既然如此,这一补充便无助于“性格悲剧”说。

干文还提及王国维的遗书,说,“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这显然是对“殉清”说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的理由能否成立,王国维是否“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别无表明他对清室态度的言行,其遗书是否“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而丝毫不涉及清室呢?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如下的事实。

1、辛亥以后,王国维不仅留辫,不仅流亡日本,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均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

2、1917-18年,他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见《王国维全集·书信》192-263页);1922年,其《库书楼记》曾表达“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见《观唐集林》卷23);1924年5月,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见《王国维年谱长编》416-417页);1924年年底,其《敬陈管见折》曾流露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转引自罗继祖《观堂余絮》,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王国维之死》339页)。这又可见,他始终对复辟宣统怀抱希望。

3、王国维认为,“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见《观堂集林》卷23)。所以对于清的覆亡,他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24。“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对于张勋复辟事件,他认为“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典见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见《王国维全集·书信集》197页。“北行诸老”指前往北京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沈曾植等)。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为人臣(1923年任“南书房行走”)而又遇到非常情况,便必然守忠贞之节,“以一死谢国”。这就是他1924年“甲子之变”时“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的原因,也就是他于1925年8月说“事到艰危誓致身”的原因(《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见《观堂集林》卷24)。

4、赵万里《王静安先年谱》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指在天津张园之清逊帝溥仪——蔡按)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指农历四月——蔡按),掇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169页)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五月二日(指农历。阳历为6月1日——蔡按)……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涉及时事,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转引自同上书169、183页)金梁《王忠悫公殉节记》记述:“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能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转引自《王国维之死》29页)这些记述都有助于说明王国维遗书为何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有助于说明其自沉确实是为了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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