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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仲德:论王国维的死因

[2013/11/8]
5、我已在《“殉清”说难以否定》一文中指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此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降阶受命”,未作反抗,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现在,我还要进而指出,王国维之死与顾炎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明亡后,顾炎武拒绝仕清,曾言“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与叶讯庵书》),又曾言“乙酉之夏,先妣时年六十,避兵于常熟县之语濂泾,谓不孝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及闻两京皆破,绝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今将树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门之典,为表墓之荣”(《亭林文集·与史馆诸君书》)。辛亥以后,罗振玉曾对王国维“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则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故“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身受国恩,义不可辱”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就是王国维对顾炎武及其嗣母上述言论的继承,王国维的自沉就是对顾炎武及其嗣母忠于前朝,为前朝尽节、殉节行动的仿效。

6、王国维既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论政学疏》,见《王国维之死》9页),说“赤县竟无干净土”(见《王国维全集·书信》254页);又视象征清皇室的颐和园为“干净土”,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两相对照,可知他之所以选择昆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对清室的眷恋,就是为了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以上论证表明,辛亥以后,王国维并非“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他还有忠于清室、期盼复辟清室的大量言行。以上论证也表明,王国维的遗书并非“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数语便直接关涉清逊帝及其“朝廷”,解析此数语,便不难看出王国维眷恋清逊帝及其“朝廷”,甘愿与之“共命而同尽”的鲜明立场。

根据以上论证,我认为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清,关于其死因的“殉清”说无法否定。

王国维曾在《教育小言十则》中说:“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静安文集续编》)辛亥以后,王国维始终期望溥仪复辟,当他感到“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世变方亟,事不可为”,因而复辟无望时,他便“入于绝望之域”,走上自杀之途了。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销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在我看来,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既卫道,又殉清,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所卫之道即所谓“纪纲”不得不有所依托,其依托就是清皇朝所代表的典章制度。所以对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

作者简介:

蔡仲德,中国音乐史学者、哲学学者。对中国哲学、士的人格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化都有深入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后结集出版为《艰难的涅槃——论“五四”与中国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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