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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破产”的思考--致无神论者吴味和有神论者张羿

[2013/12/21]
(一)
艺术中国[http://www.artx.cn]
张羿先生向“当代艺术思想论坛”寄来文章——《后历史:艺术和哲学的双重死亡》。我马上把该文章纳入论坛议题,其理由非常简单:它是中国社会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不光是艺术与哲学的终结问题,恰恰是它们未终结前的种种阵痛,困扰着人的实际生活。在逻辑的世界里,任何一种真理的尽头将不可避免的滑向虚无,它是由人自身局限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从很早很早前就发现人生短暂以及世界的终曲。当我拜阅张羿的文章时,满脑子里徘徊着郭尔凯格尔的声音,其次是尼采式惊世骇俗的断言。事实上,张羿在论坛现场遇到的情况几乎在我意料之中,遗憾的是时间过于匆促,来不及将这个议题深入的讨论下去。事后,吴味先生针对《后历史:艺术和哲学的双重死亡》写了两篇批评文章,我读后感觉和在读张羿文章时一样,陷入一种难以折服的思索之中,不知真理(艺术、哲学、宗教)的尽头意味着什么? 不论是黑格尔还是丹托,他们以自身存在为历史终结的分界线,故而一个宣判“哲学死亡”,另一个宣称“艺术死亡”。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我们,对此大不必斤斤计较,因为人是无法见证自己死亡的动物,人却生来具有宣判前人死亡的特权。
艺术中国[http://www.artx.cn]
对张羿断言“艺术和哲学的双重死亡”,并宣称21世纪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转向神学和信仰。对此,我完全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因为这种观点的自相矛盾恰恰给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历史存在不断死去和不断新生的“真理”,21世纪同样面临着信仰危机,不会因为科学理性的节节胜利,人类价值体系进入一个完美状态。相反,它的内部结构面临着新老更迭。承认上帝的存在,正如我们认同人类自身之于无限宇宙中的渺小,这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神理念。但是,现实却非常复杂,任何一种思想立场背后都意味着权力意志,在信仰上帝和否认上帝之间的共同逻辑便是人的历史纬度,离开了这一点,恐怕一切哲学、艺术、宗教都失去存在意义。因此,这使得我们在真理、无限、永恒的尽头,回到人这个生生死死的局限体,讨论一切问题。

信仰无限和尊重理性都是文明人必备的美德。“上帝”不过是证明人自身的局限,不论文明与历史到了何种程度,它都无法打破无限的边界。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们不会滥用上帝之名,这是政教神权时代留给后世的慎思,使人类变得更加平和理智。因此,在一个当代文明社会里,教会里设有医院,医院里设有教堂,均不是稀奇事。回到中国社会现状,有没有上帝,一概不重要,关键是人有没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否则人的存在实质便难以确立,仅是某种权力的附庸物。换言之,它关系到一个社会种群的开化与否。现实世界,再没有比半文明和半开化更糟糕的事情,生命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被重视,哲学、艺术和信仰全然不重要。

显然,我无意在理论上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矛盾,但理智足以使我尊重立场背后的人,不论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捍卫自由的生命真理,往往比真理本身更充满激情,它便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在中国这个半文明和半开化的夹缝社会里,科学与宗教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血淋淋的现实,它们完全违背了人的生命尊严,因为人能够把握与理解的真理,永远只对人自身有效,无关乎自然或上帝的生死痛痒。当人类学会领略自然规律和上帝真理,那便必然学会对人的格外尊重,会在一个人死去时,给他一片止痛的药丸,并为他做最后的祈祷。如果以上帝的名义,不给病痛的人一粒药丸;或者以科学的名义,不给临终者一个永恒的仪式,那表明我们太不善待自己了。

一切人的历史将还原到人的立场,从人类的产生与其消失,决非无限的终结,在我们谈论上帝与宇宙时,在场的仍是人类自己。人的存在过程是一切哲学、艺术和宗教的本质,如果人将以虚无告终,那么有关人的一切必定销声匿迹。换言之,如果艺术与哲学的确已彻底终结,无形中宣告了人类与上帝的决裂关系。一个无关乎人类存在的上帝,是不值得去信仰膜拜的。

我将用几个篇幅来说说“启蒙破产”、“哲学死亡”、“上帝死亡”和“艺术死亡”,非常感激吴味和张羿两位先生参与我主持的“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他们对真理的探索热情令我钦佩不已,并激起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兴趣。为了避免观点与辩论的过多重复,我选择两位先生辩论的议题进行独立表述,不再对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评判。

(一)关于“启蒙破产”的思考
艺术中国
在当下中国人文学界,特别是提倡“终极关怀”和“敬畏自然”的美德学派,普遍热衷于“启蒙破产”说法,至于那些宗教徒、国学家、传统文化热爱者就更不屑一说了。那么,启蒙是否真的破产了?这对于中国的文化现象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事实表明,一个历经全面启蒙的现代社会,宣布“启蒙破产”似乎并不奇怪,启蒙的意义在于启蒙的退场,而不是永远启蒙下去。

众所周知,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是强弩之末,它在西方文明中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退场便是必然现象。因此,启蒙不是解体式的“破产”现象,而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此相反,在当前中国要说“启蒙破产”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社会仍处于半现代与半传统的夹缝之中,政治专制和社会愚昧是处处显而易见。尽管中国人跟进了太空科技时代,但其制度、道德、价值却并没有现代化,这种片面的工具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危害,对世界和中国均不例外,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现代悲剧的诞生。换言之,既然中国人开始使用现代化工具,那便应该接受制度、道德、价值的全面现代化,不然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因此,目前中国拒绝启蒙显然不太现实,反而需要更加合理有效的进行社会启蒙。

总结中国启蒙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无非是时间过于匆促,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启蒙道路上缺乏文化内在的自觉性,而是在一种外部入侵的历史危机下被迫进行的“师夷长技”。至今,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仍然无处不在的暴露着这一历史被动性造成的文化后遗症。在外部压力相对缓解后,民族自好意识随之烟消云散,内部相残的历史惯性死灰复燃,从国共内战、反右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6四”镇压一系列政治惨剧,无不说明了中国人自上而下的普遍愚昧。“五四”期间打出“科学、民主、自由”三面旗帜,结果却变为一场政治恶斗的纵火案,使得历史机会主义再次登上权力舞台。人民政权、民/主/宪/政、言/论/自/由一一成为共和国的狗皮膏药,甚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沦为愚民思想。片面工具现代化和表面的共和制度,带来的是新极权的国家暴力,它的代价往往高过先前的皇权帝制。毋容置疑,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更谈不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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