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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破产”的思考--致无神论者吴味和有神论者张羿

[2013/12/21]
启蒙在今日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当年的欧洲模式。中国传统主导权力不同于西方一度的政教合一传统,即便是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不论政治版图还是思想文化,均没有达到中华帝国这样无以复加的大一统地步。欧洲总是那么一盘散沙而又杂乱缤纷,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中国不存在欧洲政教合一的神权模式,意味着启蒙需要不同的思想内核。在中国,不论传统皇权还是当代极权,抑制社会的言论思想、结社游行、宗教信仰的自由,是确保专制政权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思想启蒙除了必须避开传统隐士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哲学陷阱,拯救中国人消极的文化病根,还要消除欧洲启蒙时期主力反宗教的思想倾向。无害性的宗教信仰及亚文化应当受到包容尊重,何况宗教赋予人类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作用是不可忽视。

在西方,宣称“上帝死亡”如同宣判“启蒙破产”一样如雷贯耳,这两种断言均不适合中国文化现场,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上帝绝对信仰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果实。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不过是对他生活时代的追悼感言,万能的真宰被现代机械动力完全打败。用《圣经》中耶利米先知的话说:“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 正如卢梭所说那样:“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这预示着工具理性难以克服人类欲望的目的矛盾,理性是学习探索的经验手段,但它不能取代人性的复杂矛盾。对文明人而言,一切都是目的的材料手段,包括上帝、权力、审美、真理之种种一切,以致自己的骨肉和器官都是可以滥用的目标对象。

当启蒙逼退上帝的信仰,世界踏上了理性战车,机械齿轮控制着人类的作息神经和欲望胃口,科学工具演变为非理性的目的用途。如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说:“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原则,即把每一件事情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科学就像高效的甜蜜果实,带来的仍是一场权力崇拜,再次在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物之间形成极大冲击。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几乎都跟科技有关:便利快捷的交通是常见的杀手;抗生素的泛滥,不仅损害了人体自然免疫力,同时提高了病菌抗药性……可以说,科学加速了人类临界毁灭的边缘,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成为难以克服的现代性矛盾,人类生存进入一个豪赌时代,高效率的果实伴随着是高风险的代价,不是毁灭就是重生。

在科学昌明的当今世界,科学面临了一次思想史上的“滑铁卢”,启蒙也随之变得不得人心起来。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群众基础的时尚文化,而对立面恰是个体私人之上的东西,因为科学技术带来国家机器空前强大,它已威胁到一切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毕竟“个性、自由、隐私”是小资产阶级驯化出来的大众价值,意味着科学和科学家被送上了民主制度的枪口。可这一切,对于中国这样启蒙尚未成功的半吊子社会来说,无疑是空前的分裂混乱。近些年来,中国的人文学界出现的否定启蒙、批判科学、贬斥理性、仇恨西方的强大声势,几乎占据了主流思想,如大部分中国人都相信“中医无副作用”一样流行;以致奉行唯物主义思想纲领的执政当局都变得极为暧昧,所谓“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只限于生产技术、军事国防、权力机器,绝对排斥“民/主与自/由”启蒙思想,视它为西方帝国主义价值观。

十九世纪中后期,脑聪的思想家和敏感的艺术家,对科学时代的来临产生了怀疑。如表现主义戏剧大师斯特林堡把代表现代工业文明象征的巨大齿轮,作为艺术舞台中的魔鬼装置,使得马达充满神秘力量;还有郭尔凯格尔惊世骇俗的警句,蒙克剥皮抽筋的笔法,均向科学时代举起抗议之剑,意味着现代派艺术与理性科学产生了思想鸿沟,宣告了艺术不再是科学的革命情侣。这也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来的头一遭。“启蒙破产”的叫喊声开始不绝于耳,除了艺术之外,它们来自宗教信徒、传统主义、生态主义和非主流的亚文化群体。当然,批判启蒙最全面系统的应属西方基督教神学,它们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哲学产生决定性影响,西方垮掉一代人和激浪派艺术家无不满怀神秘主义宗教狂热,完全可用“现代苦行僧”来形容这批人。从工业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现代化的工具杀伤力带来一片鬼哭狼嚎。不光宗教徒们在宣称“启蒙破产”,在印象派艺术那里,理性意味着禁锢压抑,在表现主义那里,科学意味着野蛮杀戮;在达达主义那里,真理意味着卑鄙无耻;在存在主义那里,启蒙意味着再次奴役。这些,统统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基因。

也许,正是自由天性造成艺术家和思想家对秩序权力的恐惧不安,唯有反叛挑战才避于奴役宰制。然而,任何一种权力都来源于真理的证实诠释,要自由就必须颠覆一切真理权威。毫无疑问,当科学成为时代的权力宠儿,自然构成自由的头号敌人。进入21世纪,转基因生物技术受到人文思想的“造谣中伤”,它是宗教思想、传统文化、保守势力、感性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一次胜利大手笔。事实上,绝大部分人还不清楚人体干细胞是怎么一回事情,即便专业人士尚不清楚它的弊端,但却被匆匆立法禁止实验,这次科学败仗是输在舆论公关。换言之,它是一次“为反对而反对”的感性胜利。另外,当代科学家有两个不得人心之处,他们过分依赖国家权力和资本财团,从根本上触犯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特别在那些专制主义国家,科学家成为国家暴力机器的核心组成,如中国科学家无不是技术工匠、文化阉人、极权帮凶、自由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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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爆发一场重大的人道灾难,一些科学界人士出于弘扬科学、揭穿伪科学,结果与练功的老弱病残群体引发争论,最终演变为大规模“反邪教”的政/治迫/害运动。原本的神功与科学的思想争歧,最终变为围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政治事件,官方开始强行取缔群众练功活动,矛盾进一步恶化,愤怒的反抗与无情的镇压,造成大量所谓的“邪教分子”被劳改劳教、酷刑折磨致死致残,甚至引发自/焚自杀的人道危机。事实上,从心理层面和文化习惯都不难理解这些练功群体,神秘力量兴许比科学医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望慰藉,只要没有公共危害,应当在社会包容范围。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捍卫科学真理的中国科学工作者选择集体沉默了,无视政治迫害的血腥残暴,它不亚于神权时代对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屠杀迫害。如果连起码的人道都不顾及了,科学、真理、理性还能做什么用?可以说,这场“反邪教”政治迫害运动,见证了中国科学家的可耻历史。人格不健全使中国科学家们在权力淫威下,完全可以写出“卫星亩产”的科学论文。因此,科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必然成为权力对抗、利益排斥、思想交锋的材料对象。在宣判“上帝死了”的同时,没有人站起来宣称“科学野蛮”和“启蒙破产”,那表明人类历史已是岌岌可危。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除了科学理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人道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在当下的中国,不论你是不是宗教徒,但你必须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否则即便你是位无神论者同样不会有思想自由尊严。

毫无疑问,摆脱极权专制是中国人恢复正义勇气的首要文化任务,没有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理性、制度民主和社会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要知道,在充满自由思想恩泽的社会里,人们听到郭尔凯歌尔和尼采的声音就不会感到那么生硬,相反是优美感人的哲理诗篇。因为在“启蒙破产”和“上帝死亡”宣言背后,则是欧洲人真实的历史生活写照。在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得到非常好落实的北欧人当中,不仅在一百多年前废除了死刑,即便挪威发生77人死亡的于特岛惨案,凶手布雷维克只判处21年监禁,人们并没有巨大悲痛而要疯狂惩罚凶手。人道主义是捍卫每一个人生命的尊重,即便是杀人狂。北欧人几乎不掩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也不否认自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他们民族传统和道德根源,而不是他们忠于愚蠢的宗教。在具有天主教和加尔文传统的国家里,人们出于宗教禁忌而不敢暴露自身多重性,总一副表里不一的虔诚教徒,这种虚伪来自道德苟刻以及社会不够宽容的产物。

在一个启蒙开化的社会里,人们对“上帝死了”和“启蒙破产”不会那么感冒。这是中国人必须认清的一个基本事实,特别在路德派基督教国家,宗教活动不过是国民道德教育和社区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有没有“上帝”普遍不感兴趣,因为《圣经》被过度诠释,“上帝”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万能隐喻,而不是它给予人们的万能作用。明白“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从中更能领悟信仰生活的全部真谛。同样,宣称“启蒙死亡”的一个重要前提,必须确立社会的理性、制度的民主、文化的自由。片面基于传统文化和宗教立场去否定科学、反对启蒙、批评理性,它的后果将重蹈神权时代的极端错误,抹杀了自由的精神原则。真理,只有建立在人类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它不过是权力与奴役的工具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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