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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境遇:诸子学起源的重要因

[来源:光明日报]  [2014/1/8]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是继周代王官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文化形态。从先秦时期的《庄子·天下》篇,到汉代的《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再到近代的章太炎、胡适的论述,无不在对先秦诸子的起源进行总结与反思。大致来说,影响比较大的诸子起源说主要有“诸子出于王官说”以及否定此说这两种。肯定说法以《汉志》为代表,否定说法以胡适为代表。

《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之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近代以来,学者们始疑《汉志》的说法。胡适认为“诸子出自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胡适还指责章太炎维护传统说法,“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史辨》第四册)但事实上,胡适误读了章太炎。章太炎并非完全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说”,而是有自己的见解:“《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善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

在诸子学起源问题上,如果我们把视野转换到春秋战国时期,以诸子的生存境遇与学术旨趣为线索,通过仔细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先秦诸子的起源既来自对古代文化共同体的继承,又来自现实生存境遇的需要。

《汉书·艺文志》来源于刘歆的《七略》。《七略》除《辑略》外,其他“六略”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六艺略》除著录“六经”,还著录了“《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著录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个学派,189位诸子及其著作。从《汉志》的分类看,《六艺略》与《诸子略》中都有儒家文献。但如果我们把《六艺略》与《诸子略》视为一级目录,《诸子略》中的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学就是二级目录。《汉志》载:“(诸子)今异家者各报所长……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可见,“六艺”与“诸子学”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六艺是主流,诸子学是分支与流裔。由于儒家传承六经的特殊贡献,实际上,儒家与其他诸子相比,其在学术旨趣、贡献及地位均高于其他诸子。

《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礼·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儒家的使命与周代司徒的职责相似,皆以助人君、明教化为任。“六经”作为古代文化共同体的结晶,正是儒家传承古代文化的最好资源,“游文于六经之际”,正是儒家的特质。《汉志》首先以“六经”为儒家标识,“六经”作为古代王官之学的集合体,为诸子学共有之文化资源,但在诸子学派中,只有儒家完整传承了“六经”,这就使儒家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对王官之学进行了整理,并寄予新的人文精神,对古代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价值转换。以往的文化为贵族专享,孔子之后,文化则为全民共有之资源,一个人,无论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均可以享有文化带给人的尊贵及价值。因此,儒家与古代王官的联系最密切,但又因为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以建立礼义社会,所以,儒家亦关注现实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在论述“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诸子的生存境域与时代背景,其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可见,“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后人对《汉志》部分说法的总结。《汉志》诸子学起源论本身包含两方面,一是诸子的古代学术资源,二是现实的生存境域。而这两个方面又可以追溯至《庄子》与《淮南子》。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代道术分裂前是完整如一,其表现形式是《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共同体。共同体解体之后,“六艺”散落民间,成为诸子百家共有的文化资源。儒家作为最早出现的学派,秉承了古代文化共同体的主体——“六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他诸子则继承了“六艺”流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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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要略》篇论古代学术的兴起多从时代需要处着眼,对禹、周公、管仲、晏子、申不害、商鞅思想的发生皆从现实需要寻找原因。但在论及儒家时,却与其他诸子不同。其曰:“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家产生在有着浓郁礼乐文化积淀的鲁国,受古代文化共同体(王官之学)的影响最深。可见,《淮南子·要略》篇同样认为,古代文化对儒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诸子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还是《汉书·艺文志》,对诸子起源的论述都不是单一原因,既有来自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又有现实境遇的需要。相比而言,《庄子·天下》篇更强调诸子对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淮南子·要略》重点论述了现实生存境遇的需要,而《汉书·艺文志》则先分述诸子对王官之学的继承,又论及了现实需要。但三篇文献在儒家起源问题上,都认为儒家在传承古代文化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儒家对古代文化共同体“一以贯之”的传承,才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

近代以来把孔子等同于诸子,以及把儒学与其他诸子学拉平的种种努力,均没有考虑到儒家在先秦诸子起源中的独特性地位。因此,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误解也就难以避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从学术源头上把儒家等各家学派的起源及思想讲清楚,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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