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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蒙学教材的因与革

[2014/10/24]
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汉代刘熙《释名序》说“博物君子,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中庸》提倡“博学之”。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百、千”的知识结构沿用长久,其实就是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即便《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古代教育中的乐教、诗教、儒家经学教育都是以构建学习者思想道德体系为最终目标的。但乐教需要调动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古代经济薄弱、文化设施及高水平师资匮乏的状况下,乐教不具备普及性,只能在贵族阶层开展,加之古乐失传,则更加不可能面向广大初学者推广了。而《诗经》对懵懂儿童而言,深奥难懂,也难以在初学阶段广泛开展。《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这样教育背景下,蒙学教材也体现出了对道德人格教育的追求,并不断创造出更适合初学者的教育手段。

蒙学教材的知识体系,渗透着道德人格教育力量。《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帮助儿童确立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它还讲述了官员的道德修养要求:廉洁平端抚顺亲,奸邪并塞皆理训,变化迷惑别故新,更卒归诚自诣因。“廉洁平端”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利于道德人格培养。以律令和官员道德教育儿童,也符合读书人入仕的理想要求。唐代,史学的地位日渐高涨,科举设有史科,以三史考查人才,进士科的诗赋命题大多取于经史,另外弘文馆、崇文馆学生也考“经史策十道”。以历史人物为内容的《蒙求》应运而生,它在充实儿童知识储备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教育的作用。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头,《易传》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为唯一宗旨的朱熹《小学》,其嘉言、善行两章也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纯正蒙求》《龙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俗社会意识的觉醒,也使一些蒙学教材的道德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增广贤文》。它汇集诗文、小说、戏剧中的格言警句以及民间俗语,虽然仍以孝、敬、友、爱等正统美德为基础,但流露出对社会的恐惧与戒备,更不强调忠君思想,主张明哲保身,益寿延年,反映了世俗社会面对艰难生存环境而产生的消极心态,这与儒家要求的弘毅精神背道而驰。

诗文写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诗文技能教育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学教材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应对也十分迅速。因此,诗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动蒙学教材变革的最为直接的因素。

汉代“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大量识字及作赋则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汉赋主要艺术手法是铺陈相类事物,《急就篇》罗列相类事物词汇,没有描写,类似于铺陈之法,其结尾也是汉赋结尾常见的歌功颂德之句。诵读这样的教材,在识字、积累知识、培养道德人格的同时,也能快速掌握汉赋写作的一些主要技能,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其主要考试文体是律诗、律赋,顾炎武说“唐之取士以赋”。无论律诗、律赋,都讲求平仄押韵,且以切韵为准,这就需要应试者掌握切韵。《千字文》尚且可以提供对仗的学习,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了,由此,《急就篇》开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编排历史故事的时候,采用了切韵,并且四对八句一韵,这样就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欢迎,甚至在明清时先后被收入《唐音统签》《全唐诗》等唐诗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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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也增加了论。宋初规定“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南宋建炎二年,又规定“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论在考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三字经》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写,文字没有辞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叙述或议论,而它在议论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段完整的议论,以“性”的变化来论证“教”的重要性,四句之间就是起、承、转、合的基本体制;再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紧承上文,以事实证明“教之道,贵以专”。

明代科举废除了诗赋,仍然讲求对仗的八股文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首要文体。此后,清代科举又恢复了律诗,并置于首场试艺之后。因此,对仗、格律仍然是明清时期儿童必须要掌握的诗文基本技能。另外,宋代以后平水韵取代切韵成为了诗文用韵标准,学习格律、平水韵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元代开始兴起了声律类启蒙教材,明清时期,声律类教材则更加兴盛。其他类型的教材也迅速反应,最典型的就是《龙文鞭影》,它用对仗编写句子,按平水韵的平声部编排顺序,在学习典故、陶冶性情的同时,也初步掌握了对仗声律。

将博物教育、道德人格教育、诗文能力教育,巧妙地融为一体,是古代蒙学教材的成功做法,因此诞生了一批经典教材。在功利教育盛行的状况下,能否满足仕进的需要,则决定着蒙学教材能否被广泛接受。从蒙学教材的兴替来看,如果无法满足仕进需求,即便再为古朴纯正的教育,也不会真正得到推广,就如同《急就篇》最终退出教材序列而成为文字研究材料的结局一样。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古代蒙学教材,其为仕进写作而刻意做出的变革,在新的教育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而它们蕴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却仍有教育价值。所以,当前许多地方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还继续采用“三、百、千”等蒙学教材。但如果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编写一种有更好效果、有更为持久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教材,则有必要从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中寻求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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