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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的神鬼信仰与“德”性意识

[作者:杨庆中]  [2009/3/6]
殷周之际,思想界发生大变革,周公根据政治需要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损益”“殷礼”,建构了适合周初社会需要的“以德为本,以天为宗”的宗教思想。《易经》虽为占筮典籍,但与殷商骨卜不同,它不仅重视“鬼谋”,更强调“人谋”,也恰恰体现了周初时代的思想特征。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卦爻辞中的神鬼信仰

《易经》本为筮书,古人筮占,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易经》卦爻辞中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上古时代的信息。就宗教信仰的层面而言,“天”(这里指至上神意义的天)、“帝”各出现一例(《大有》上六、《益》六二),“鬼”一例(《睽》上九),“庙”4例(《家人》九五、《萃》、《丰》、《涣》),“禴祭”3例(《萃》六二、《升》九二、《既济》九五),西山(岐山)2例(《随》上六、《升》六四),“享祀”1例(《困》九二)“祭祀”1次(《困》九五),“史”、“巫”各一例(《巽》九二),涉及祭祀而没有名目者5例(《大过》初六、《损》、《萃》、《震》、《中孚》),与祭祀有关的器皿、牲牢有:盥、荐(《观》),白茅(《大过》初六),二簋(《损》),大牲(《萃》),匕、鬯(《震》),豚鱼(《中孚》),牛(《既济》)等。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天帝信仰十分明确。

《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意思是说,获得上天的佑助,非常吉利,没有不好。该卦的主旨,用张立文先生的话说,是通过大丰收来说明社会及人们的面貌。看来,《大有》卦的最后一爻——上六爻系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辞,颇有理论总结,把大丰收的原因归结为“自天佑之”之义。它一方面表示了对天神的敬畏,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天神的感谢赞美,一方面还体现了筮者因得到“天助”而自信和自豪。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享”,“献物以祭之义。”“王用享于帝”即王献物以祭帝神。此外,《随》上六的“王用享于西山”,升六四的“王用享于歧山”,也均是献物以祭之义。不过,《益》六二,《升》六四中的“王”,没有明指,不知何人。而《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中的“王”,学者多认为指文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高亨先生据此认为“殆信有之事”,并指出:“《周易》此文拘系之,谓纣囚文王于羑里也。从维之,谓放归于周也。亨即享字。王用享于西山,谓文王归周以为赖神之庇右,得免于难,因享祭于西山以报之也。”(《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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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随》上六,《升》六四,只言享于“西山”(岐山),未言所“享”何神。而由享祭的地点“西山”(岐山)言,当是祭祀天帝。先民祭天,场所往往比较特殊,最主要的场所是高山。如五岳之一的泰山,就是上古帝王祭天的主要场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到泰山上祭天,始于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之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成王等都曾到泰山顶上祭天。“泰坛”可能即由此风俗演化而来。以此观之,“王用享于西山”,当是享祀天帝。天帝信仰,是殷周之际殷人和周人的共同信仰。卦爻辞中将“丰年”归结为“自天佑之”,又数次言到“享于帝”、“享于西山”,表明卦爻辞中的天神信仰与殷周之际的宗教观念是十分一致的。

其二,人鬼信仰很受重视。

《睽》上九曰:“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礼记·祭法》:“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说文》:“人所归为鬼。”《释言》:“鬼之为言,归也。”又《礼记·祭义》载孔子与弟子论鬼神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萋伧,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照孔子的解释,众生死后,其气发扬上升,活着的人往往看不到听不到,但这些气常在人的左右,可以感动乎人,以显示其存在;也可以在祭祀时回到祭祀者的面前,享承祭祀。以此看来,通俗一点说,所谓“鬼”就是人死后的灵魂。《睽》上九爻辞“载鬼一车”,虽属错觉,但表明在当时,人鬼信仰是十分盛行的。

其三,祭祀形式多种多样。

《易经》乃筮占专书,非祭祀之书,但其中涉及到的祭祀形式,也颇具启发意义。除前述“享祭”外,如“禴祭”,《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禴,夏祭也。”《萃》六二“孚乃利用禴。”《释文》:“殷春祭名,马、王肃同。郑云:夏祭名。”张立文先生据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认为殷历、周历有差,殷三月为周四月,故殷春祭为周之夏祭。并指出,此种祭祀可用麦菜,亦可用禽,也可用豕等牲(《白话帛书周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210页)。其它如《观》卦之所谓“盥”(祭祀时洗手灌酒于地以迎神),《震》卦之所谓“匕鬯”(祭器),《大过》初六之“藉用白茅”,以及“西山”、“庙”等,都隐约表现出了当时的祭祀形式的复杂和祭祀活动的频繁。

其四,“德”性价值正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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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经》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德”性价值正在受到重视。如《损》:“二簋可用享。”“簋”内圆外方的盛黍稷的祭器。金景芳先生指出,享祀之礼,最多的用八簋,一般的用四簋,最少的用二簋。卦辞说“二簋可用享”,主要是为了强调诚敬乃享祀之礼的根本。“意谓享祀之礼不在供物多少,只要心存诚敬,即便最简约的二簋,也可以用以享祀‘上帝鬼神’。”(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页)又如《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张立文先生注引王引之曰:“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忠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白话帛书周易》,第546页)又如《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王弼《周易注》:“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礼记·坊记》引《易》此文,郑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而金景芳先生认为,东邻西邻不过是用以指代两种不同的祭祀而已。一种是用大牲的盛祭,盛祭可以致福但不一定能致福;另一种是用黍稷沼毛的薄祭,薄祭也可以致福但不一定能致福。致福与否关键不在于祭之盛与薄,而在于主祭人是否心怀诚敬;……”总之,不管“东邻”“西邻”具体何指,目的都是强调祭祀中的“德”性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易经》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祭祀主体的“德”与祭祀对象的“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应了周初“以德配天”的宗教思想。

二、卦爻辞中的“德”性意识

《易经》不但在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凸显了“德”性价值,其它卦爻辞中也大量涉及主体修养、道德意识等问题。可以说,在《易经》中,靠反省自我,加强品德修养而转化祸福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而这一点正好与周公“天不可信”,“惟人”(《尚书·君奭》)的思想观念相表里。关于此问题,可从主体修养和政治理念两方面来分析。

其一,就主体修养的层面说,《易经》主张勤勉、敬惧、谨慎、谦卑、节制、恒之以德。如关于勤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

《乾》卦九三爻辞,是劝人勤勉不倦,因时而动之义。“乾乾”,《吕氏春秋》高诱注曰:“乾乾,进不倦也。”“惕”,《广雅·释诂》:“惕,惧也。”《说文》:“惕,敬也。”传统以为,“夕惕若厉”是指到了傍晚仍敬慎惭惧,若有危厉。今人廖名春先生则认为,“惕”者“息”义,爻辞的意思是:君子日则黾勉,夕则安闲休息,虽处危境,亦可无咎。并指出这是强调因时而乾乾,因时而止息(《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8页)。廖先生此解,与《文言传》所谓“乾乾因其时而惕”、“‘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解释贯通一气,深得其师兄吕绍纲先生的认肯,认为“‘惕’字训诂解决了,今本易传、帛本易传对乾九三爻辞的解释就一目了然了”。如此看来,《乾》卦九三爻辞是告诫人们要勤勉不倦,因时而动,如是则可转危为安。这种观念,无疑体现了对主体的德性及能动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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