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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易经》

[作者:彭贤]  [2009/4/20]
“同气相求”“同类相动”这种运动形式实质也就是“感应”。《咸·彖》说:“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艮下兑上,艮为刚,兑为柔。这里所说“二气”,指由艮兑二卦所代表的刚柔二气。但即使阴阳刚柔相感,也必须以和谐同气为前提,否则就不能相感。否卦坤下乾上,示天地阴阳在某些时境塞而不通,闭而不感。《易传》所说的“感应”,概括的内容很广。天地万物,只要气类相同,则相感应。感应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事物因气类相同而发生感应,但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不同,感应之后所生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天地感应则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万物。圣人以自己的善良、和顺、智慧之气,将万民心中潜藏本有的同类之气感召出来,从而天下安泰。这也就是为什么圣人“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的道理。感应虽然先感后应,但因为是同类相召,相互合作的关系,所以,不属因果律范畴。荣格揭示的同时性现象,与《易传》所说的感应关系相通,应该属于感应关系之列。

在《易传》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上帝的“预定和谐”。但是,《易传》认为天地万物为太极所生,以阴阳为本,宇宙从根本上是和谐统一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尽管万物“各正性命”,但是它们同由乾道予“正”,因而能够“保合太和”,相互合作、相互映照,以各种方式,在各种水平上相互沟通。

既然在“同气相求”的作用下,“天垂象,见吉凶”,“变化云为,吉事有祥”,那么由此可以想象,世界万物的每一次变动,人事的每一次升沉福祸,都必定会有许多与之具有等价意义的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如果把它们联贯起来,则会织成一个变动着的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解说的“网络”世界。圣人正是受此启发而“象之”,“则之”,从而创造出八卦六十四卦和一套占筮的方法。《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易经》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辞就是一个与宇宙万物生化具有等价意义的象征性模型。

为了了解和预知事物的变化,固然可以去寻找和辨识那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祥祯兆,但是既然能够将万物的复杂变化模拟成六十四卦,如果再能够通过诚静的起卦过程将其激活,使它依照同气相求的原理真的“运转”起来,与现实变化相对应,从而实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那该多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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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创制《易经》的圣人正是这么做的。《系辞上》说: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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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问《易经》,则有问必答。注意:“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这“如响”表明,之所以能够如实回答所问,不是上帝或其他人格神的恩赐,是依据了“响之应声”的道理,也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易经》这部书,就其本身是死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但是经问卦人借助起卦过程的感通,它就可以“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关键在起卦的过程要能够感通,才能摇出与所问之事相对应的那一卦那一爻。

《易传》解释起卦为“感”,将四十九根蓍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系辞上》)。这些动作都是“感”的过程。“感”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同气相求”,将可与所问事对照起来的卦爻找出来。所以,表面看起来,即以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的观点看,揲蓍是偶然、随机的动作,但如果从“气”的观点看,起卦并非随机,亦非“神启”,而是“同气相求”的“感应”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系辞上》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气的作用无形迹可察,其速度之快无法计数,故称其为“神”。可见,感和应虽分先后,但几乎是同时的。

既然揲蓍是一个“感应”过程,因此,不是随便什么人,也不是在随便什么情况下都能起卦灵验。问卦人能不能将提问的“意念”联通自己的“潜意识”,再通过“气”感应揲蓍过程,通过揲蓍找到与所问事相符的卦爻,是需要一定严格条件的。

首先,问卦人要有强烈提问的愿望和信心。从“其受命也如响”之“受命”可见,问者的意念很坚定。这一点荣格也注意到了。他说:“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意念坚定,发“气”才有力,“感”才能有“应”。

其次,问卦人心必须诚,揲蓍之时当屏除杂念。“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系辞上》)“神物”谓蓍草和六十四卦,“斋戒”谓澄静以显湛然纯一、肃然敬惕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明其德夫”,即贯通主客,明察来事。蒙卦卦辞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则不告”,不是因为得罪了神灵,而是不诚敬之“气”为逆气,会阻碍所问之事与所起之卦联通。《中庸》也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如神。”

第三,问卦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静谧中,与相关人的心灵相通。“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神武而不杀者”,指极智慧而又深以民之忧为忧的圣人,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易经》筮法,也才能灵验地应用它们。

荣格深知,问卦是一种心灵(无意识)的沟通,所以关于问卦人的主观条件,他同样非常重视。他说:

《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自知的方法却很可能百般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物。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1](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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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晞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欢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心理,则大可不必要从中寻求真理。[1](第229页)

荣格实际上强调了“至诚”的重要。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提出“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不适宜占卦。这丝毫不意味《易经》的体系不属于知识和理性,而是说,它完全属于另一套知识和理性。同气相求和由此产生的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必然性系统,因此习惯于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人,不能理解占筮,从而会产生怀疑甚至排斥心理。而问卦所依赖的正是心灵之气的感应,如果以怀疑排斥的心理对待,发出的气必定产生隔断阻碍的作用,那还怎么可能灵验呢?

四、荣格对《易经》研究的巨大贡献

当众多西方学者视《易经》为“咒语集”而根本否定其价值之时,荣格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易经》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这当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不仅在当时的欧洲,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当引起巨大震撼。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根本区别。他提到,《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3](第145页)。而正是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走向和旨趣,对认识层面的选择和认识方法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荣格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他说:

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3](第143页)

荣格的这一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咒至今仍然紧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因为,人们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正是因此,他们不承认中国传统文明中有科学,或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也就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近代科学而终于落后的原因。

荣格则根本否定了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的观点。他所说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选择存在根本差异,它们是产生不同科学形态的基础与原因。荣格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我们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像: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几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几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几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考量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1](第206-207页)

我们知道,精确具体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严格限制的实验室里才能弄清楚,也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地重复。然而在自然不加限制的条件下,也就是“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那么在实验室得到的严格的因果律则,则不可能以纯然标准的形态显示出来,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事物必定受到来自内外环境的多方面因素的随机干扰。所以,越是在严格条件下获得的越是精准的规律,在自然状态下就越是失去效验。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工厂或其他方式,使条件符合要求,严格的因果律无疑可以被我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正是主要在这样的领域充分地发挥着威力。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人类真正能够控制并允许控制的领域是很有限的,而根本不能控制,或在长时期内不能控制,或本不应当控制的领域则要广大得多。这些领域里的事物和变化随时都在影响着我们,关联着我们,无疑须要认识,须要应对,须要掌握它们的规律。而这些事物正为中国式科学所关注。

荣格指出,西方科学以因果律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基础,而中国人则着力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规律,因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这一见解十分精辟。荣格关注的同时性现象,中国人研究的各类感应,都是在没有人为限制的情境中出现的事物。《周易》经传、孙子兵法、中医藏象经络学说、气功养生、中国生态农学、中国环境风水学、中国灾害学,等等,都是对相关对象在自然状态下所现规律的研究。老子说:“道法自然。”这四个字乃是对中国科学精神和中国科学方法的最高概括。荣格准确地揭示了中西科学思维差异的根本点,这不仅对深层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对《易经》的现代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荣格用同时性原理来解释《易经》筮法,强调在揲蓍起卦的过程中,问卦人的潜意识的调动起重要作用。荣格通过他丰富、可靠的心理治疗经验和观察记录,印证了《易传》所论“同气相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真实性。这为我们从科学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气学,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去研究心与气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材料,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和方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他的同时性原理启示我们,气学与心学实际上与潜意识有着紧密的关联,潜意识应当成为重新研究心与气的切入点。

十分明显,《易经》所涉及的博大内容,气的现象与原理,远远不能为同时性原理完全概括和说明,荣格也只是力求以同时性来解释起卦为何可以灵验而已。但是他睿智地指出《易经》代表了另一个科学系统,则无疑是对科学史和科学观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杨儒宾译.

[2]刘耀中,李以洪.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德)卫礼贤,(瑞士)荣格.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通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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